如何理解教育焦虑之不希望孩子是底层.docVIP

　　如大部分家庭一般，小升初竞赛浪潮席卷了贺小红和她的儿子，她一直殚精竭虑，就为儿子能进入优秀的中学。于是，儿子课程排满了，除了在北京东城区一所民办学校上五年级，每天下学后篮球课，星期六上午奥数下午英语。 　　但和很多北京家庭不一样的是，贺小红是一名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房子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贺小红一直在担忧，不知道儿子在北京的求学之路能走到哪一天。与那些有学历、收入稳定但同样“飘”在北京的白领不同，贺小红和丈夫来自农村，她在一家事业单位的食堂工作，丈夫在一个餐馆做厨师，因此，他们还会时常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 　　三重压力叠加在一起，让贺小红过得很辛苦。收入本就不高，还要拿出其中大部分送儿子上课外培训班，可贺小红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因为她内心有着一个强大的信念：不能让儿子输在城乡这条分界线上。 　　记者最近在采访中发现，在北京的课外培训大军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像贺小红儿子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教育焦虑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拥有着较多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往下掉”，而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父母，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上一层楼”。像贺小红这样虽然在大城市打工，但并没有真正跳出“农门”的年轻父母，更加渴望能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 　　社会底层家长为孩子担心“长大后你就和我一样” 　　曾经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名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唱的是孩子对长辈的敬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最大的恐惧就是“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今年本命年的邱翠华又拿出了账本，在大女儿名字后面写上了“40000”。上周，大女儿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了，邱翠华为大女儿寄出了最后一笔钱。4万元是大女儿大学三年的费用合计，“老大的钱终于花完了。” 　　邱翠华跟贺小红一样，同丈夫一起从农村出来在北京打工。生性好强的她从18岁起就想在北京闯出点儿名堂，怎奈只上过小学、又没有什么技能的她很难实现梦想。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邱翠华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一定得出来，不能再像我俩那么没出息了。” 　　她把孩子送进了家乡最好的寄宿制学校。邱翠华有3个孩子，二女儿文文今年高三，小儿子国庆现在正在上初二。“文文和国庆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大约都是1.2万，再加上大女儿每年的1万多，每年光他们上学就得将近4万元。” 　　教育改变命运。而听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长大的中国人更加相信，拥有“知识”，便拥有了与命运抗衡的力量。 　　自己的生活经历让贺小红对这个话深信不疑。 　　贺小红的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当年丈夫上中学时，家里感到同时供三个孩子读书实在吃力，老大已经上大学了，不能半途而废，弟弟年纪小，除了上学什么都干不了，最终牺牲了他。 　　“现在哥哥、弟弟都有了学历，在北京工作、安家了，就剩下我们了。他们再怎么帮我们，很多东西也改变不了了。”贺小红说。 　　在贺小红看来，丈夫十多年前的那次牺牲，失去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在他们跟兄弟两家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 　　好在贺小红所在的食堂属于一家文化单位，领导对她很照顾，“领导当初要是说‘带着孩子你怎么上班呀？’我就没办法把孩子带出来了。”贺小红说。 　　当然，希望通过教育这个渠道实现向上流动的不仅仅是农民，还有生活在城市中的其他弱势群体。 　　然而现实情况是，通过这条通道改变命运已经越来越难。 　　2010年，《人民日报》即刊发了文章《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文章指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困难。他们中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 　　近两年，这种流动困难愈发明显，直接导致了慌乱、恐惧等情绪在这一群体中蔓延，最普遍地表现在家长对孩子不理智的强压上。 　　最近，眼看着文文高考(微博)的日子临近，邱翠华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大女儿高考前的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他们要是考不上大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邱翠华的人生中，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努力工作挣钱，让3个孩子都考上大学，最好都能进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最差也要进了郑州呀”。 　　邱翠华在北京一家公司里做保洁，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800元，丈夫跟老乡一起做装修，活儿好的时候能挣上一笔，但是也经常“几个月在家里坐着”没事儿干。 　　所以，工作之余，邱翠华还兼了几份小时工，一年下来还能多挣1万多元。 　　这样，夫妻俩省吃俭用，也将将凑出三个孩子上学的钱。 　　“我们那里没出来的(没到城市来打工的)，孩子说不上就不上了。能不能上出来太不一样了，我拼了命也要让他们上出来。”邱翠华说。 　　社会中上层家长期望孩子“至少要拥有体面的人生” 　　通道另一头，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家长也同样被恐惧和焦虑折磨着：他们怕孩子跌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 　　袁女士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