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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观念 转轨变型 努力探索新时期疾控工作新模式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年第5期,321-322页 疾病谱变化要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在新形势下对健康的要求。为切实做好新时期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观念和模式作一探讨。 一、新时期公共卫生任务的特点和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要求 公共卫生任务，概括起来就是“四病一老化”。即：传染病（包括寄生虫病）防治；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这五大方面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三次卫生革命的任务：第一次卫生革命的任务是对付传染病和地方病（以自然因素为主的疾病）；第二次卫生革命的任务是对付职业病和慢性病（以社会因素为主的疾病）；第三次卫生革命的任务是全人群的健康促进。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次和第二次卫生革命，其主要对象均为疾病；而第三次卫生革命的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以疾病为主要内容、而是以健康促进为主要内容。 进入新时期后，公共卫生任务面临的是上述五大问题和三次卫生革命的综合。既要继续完成第一次卫生革命的任务——防治传染病和地方病；又要开展第二次卫生革命——防治职业病和慢性病；还要迎接第三次卫生革命的挑战——做好健康促进。因此，新时期公共卫生任务的特点就是：四大类疾病兼顾、疾病与健康同步，表现出全方位的鲜明特点。新时期公共卫生任务的特点要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必须事前开展、主动开展、系统开展和高效开展，否则，无法同时进行三次卫生革命、解决五大问题，完成新形势面临的公共卫生任务。 二、现有疾病预防控制观念和模式及其弊端 现有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五十年代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最初的主要任务是防控传染病，其观念是被动控制，其模式是建立传染病“主观监测系统”，监测由医疗机构报告的传染病疫情（监测的对象是医生认识的主观结果、而非存在的传染病客观事实），然后采取措施予以控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陆续将地方病、职业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纳入体系，但其观念仍然停留在零碎处置和事后救治上，其模式是重治轻防；其结果是防治失衡。 现有疾控体系观念和模式的弊端在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治上体现的十分充分： 一是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由于传染病监测系统对象的主观性，决定了该系统不够灵敏，这在基层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市很多传染病疫情、尤其是暴发疫情，大都是由于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技术水平低下，不能及时正确诊断，误诊导致漏报，漏报造成疫情蔓延。2004年发生在我市某县一中学的感染性腹泻暴发（3200多学生、200多病例）、2006年发生在我市另一县某中学的甲肝暴发（1700多学生、100多病例）、2007年发生在我市全市范围内的急性出血性结膜炎暴发（3个月内，发生病例近2000例）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是现有的传染病防控体系并没有对所有传染病散发病例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规定，致使一部分传染病散发病例（甲类传染病散发病例除外）的管理仅停留在病例报告上，这给这部分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三是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方面，由于观念的问题，慢性病防治工作长期以来停留在第三级预防上——即发病后进行治疗以防止失能和早亡。 仅以我市市本级10余万医保参保职工在高血压、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病、肿瘤和慢性阻塞性肺疾患六种常见慢性病为例，2001—2006年6年间共有7万余人次因病住院，共用去住院费3.48亿元人民币，其中，因上述六大类慢性病住院为2.8万人次，占住院总人次的39.76%；用去住院费1.6亿元，占总费用的45.68%。仅住院费用一项，年均支出高达2670万元。据有关专家估计，在慢性病医疗费用支出中，门诊费与住院费之比约为2：1，据此推算，仅我市市本级10余万参保职工每年的六大类慢性病医疗费支出可能高达8000万元。相比之下，我市全年传染病发病仅2万余例，估计平均每例医疗费用约1000元，全年不过2000万元左右。慢性病确实是目前我市重大疾病之首！ 在慢性病给社会带来巨大疾病负担的现实情况下，仍然停留在老观念上，只治病、不预防。表现在工作中就是在资源配置上仍然是以医疗为主、为重，致使慢性病的第一级预防和第二级预防仅停留在口头上，开展实质性工作少。 在我市寄生虫病防控工作方面，据2004年全国寄生虫感染情况抽样调查，我市农村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非常高。作为样本点的合江县，农村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高达77.91％，排全省第一﹙四川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为40.86％,位列全国第三；全国寄生虫总感染率为21.74 %，其中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为19.56 %）。面对如此严峻情况下，我市寄生虫防治工作仍仅停留在零星的、非系统的驱虫治疗上，没有系统地、规范地开展此项工作，使得我市农村人群寄生虫感染情况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