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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皖：解冻之春（1978-1985） 发布时间:2011-06-10 18:16 作者:李皖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899次 　　那时候到处是高音喇叭，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磁带、没有录音机。喇叭声从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大院的围墙里传来，强大，嘹亮。这是很久很久以前，这是1978年。 　　1978年，或稍早，那个总是传出决议、社论、讣告、样板戏、毛主席颂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传出了《洪湖水，浪打浪》，传出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出了《刘三姐》，它们一天一天在喇叭中重复着，百唱不厌。大人们说，这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大陆的新时代就从解禁开始了。那些因为政治斗争，因为不够革命，或者仅仅因为歌唱了爱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成年人克服了戏曲方言的障碍，一遍遍去观赏越剧《红楼梦》、黄梅戏《天仙配》，一遍遍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运痛哭流涕，黑暗中他们的眼泪浸湿了一张张手绢，浸湿了城市中一家家电影院。就在这种哭泣声中，爱情的知觉，久违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视作可耻的东西了。 　　解冻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故事。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放了电视纪录片《三峡传说》，马靖华词、张丕基曲、李谷一演唱的《乡恋》,作为片中插曲播出。 　　歌曲描写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西行路。王昭君一步一回头，回望秭归的山水百姓。歌中的人称代词是“你”，歌唱者满含倾诉的深情，使用了邓丽君式的气声；旋律则带有三十年代都市情歌的线条；配器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 　　《乡恋》一播出就受到听众的欢迎，同时却也受到报纸的抨击。架子鼓、电吉他是“资产阶级的”；气声是低级、庸俗、下流的；李谷一从“歌坛新秀”，一下子变成了“黄色歌女”。 　　在解冻的季节里，这不算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1978年，李光羲演唱《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表现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的喜悦心情。一次演出审查中，有人说“这歌不好，唱这首歌等于号召大家喝酒”。 　　——1980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风靡全国，音乐界不少人士对此颇有看法，他们说，这是三十年代上海“靡靡之音”的翻版，谷建芬的音乐是在毒害广大青少年。 　　——1980年，海军歌唱演员苏小明在“新星音乐会上”演唱了《军港之夜》，师法西洋的简洁民谣线条贴近了生活，松弛的女中音最大限度接近了美声的底线。骂声与掌声并起。有人批判说：“苏小明的歌，曲调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另有人说：“我们的战士怎么能‘好好睡觉’而不去站岗放哨呢？”海军机关内部有的领导反应强烈：“这样的演员部队不能留，要处理。” 　　——1981年，《文汇报》组织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新歌征集评选，朱逢博因为站在绿色灯泡围成的乐池上唱歌，被指斥为“资产阶级酒吧作风”。参赛歌曲《妈妈教我这支歌》赢得了众评委的好评，但一位资深音乐家强烈反对，义正辞严地质问：“能用这样软绵绵的情调歌唱我们的党吗？” 　　德国音乐学家R.弗兰德和H.劳厄说：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无形的一种，它帮助我们摆脱尘世的和物质的现实，进入特有的精神世界。音乐既是梦幻又是现实，它使我们从感觉的角度去体验超感觉的现象。音乐是一扇能让人眺望遥远天国的窗户。 　　这无形的艺术，在七十年代让中国人体验的超感觉是：“高强硬响”就是革命，优美抒情就是庸俗反动。坚冰之深，已成为集体的无意识。八十年代的抒情之风，正是从这深不可测的坚冰下破土而出。 　　时代使然——八十年代的主流曲风，优美，却并不柔美；抒情，却并无私情；而处处展现着大气、壮阔、伟岸、正义凛然，像天地、时代、主流政治、十亿人民一样宽广厚重。在唱了十多年的“我们”之后，这个时期的歌曲关键词，终于渐渐演变成了“我”；集体和人民的事业之外，终于可以有个人的情怀。《那就是我》（晓光词）、《绿叶对根的情意》（王健词）、《烛光里的妈妈》（王健、李春莉词），主语统统是“我”，但这个“我”，依然不是个体的“我”，而是集体的“大我”。常人难以想象，作这些歌曲的谷建芬，当时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在努力证明着自己，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证明自己所创作的，是健康的、积极的、社会主义的大众文艺。 　　八十年代初的歌曲充满了一种解放的欢乐。阳光灿烂的音符像雪融后的泉水四处流淌，它歌唱生活的甜蜜，歌唱社会大家庭的喜悦，歌唱改革开放的兴奋之情。它给人们带来欢乐，但在文艺界内部，这种欢乐是欣喜的、胆怯的、担惊受怕的，创作者的欢乐，始终伴随着斥责、批判、惊恐不安的鞭影，就像整个共和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带着阵痛。但是一大批为听众创造快乐的人，勇敢地前进，痛并快乐着，继续为人民大众谱写着心声。 　　这个时期的歌曲，就像是解放后十七年歌曲的回声。这个时期的歌曲巨匠，就像是五六十年代刘炽、雷振邦的延续再生。王酩、施光南、王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