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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张岱年关于惠施评述异同辨析 　　摘要：文章通过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和《张岱年全集》中相关文献的考证，简要分析两位先生对惠施在学术地位、学术思想和人生观方面关注点的差异与统一，以期在加深对惠施辩证认识的基础上，强化对传统哲学更整体、更积极的评价，进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关键词：惠施；逻辑学；人生观；冯友兰；张岱年 中图分类号：B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2017 惠施是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是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人物。直到现在，无论是研究先秦哲学还是老庄哲学，都会涉及到他，都不但有话可说，而且见仁见智。为此，笔者主要通过对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和《张岱年全集》中相关文献的考证，简要分析两位先生对惠施在学术地位、学术思想和人生观等方面关注点的差异与统一，试图在加深对惠施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强化对传统哲学更整体更积极的评价，进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 一、关于惠施的学术地位 对惠施冠以著名政治家、哲学家以及名家思想开山鼻祖的称谓，虽然已经是学界主流的说法，但是究竟应该凭借什么材料通过什么方式，才能理直气壮得到这样的结论，却不但需要皓首穷经的努力，还存在一个“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深层次问题 （一）冯友兰立足于事实依据的“正本清源” 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第八章《名家》中，专门对这一派思想进行介绍，并引出了自己对惠施的看法。冯先生说：“名家这个名称，译成英文时，有时译作sophists（诡辩家），有时译作logicians（逻辑家）或dialecticians（辩证家）。名家与诡辩家、逻辑家、辩证家有些相同，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相同，这更是事实。”[1]第八章冯先生接着说：“为了避免混乱，顶好是按字面翻译为The School of Names。这样翻译，也可以提醒西方人注意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名”“实”关系问题。”[1]第八章 在这里，冯先生通过对英文翻译差异的区分，实际上把对“名家”的理解分为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应该是同邓析一样，仅能被称为辩者的层次，因为他们只是开始对“名”进行分析，而对于哲学本身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贡献。他们这种所谓的”辩”，看上去更多是同法律相关，所以他们被称做“讼师”，实际做的事情跟现在所谓的诡辩差不多。所以这种以“辩”得来的“名”或者“实”既不能得到“名家”的认同，连一向强调“法”的墨家也对他们嗤之以鼻划清界限。第二个层次就是真正的“名家”所谓的“名”和“实”。冯先生认为它的真正创始人就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的工作对哲学有贡献，为后人提供了一对重要的哲学范畴，演化为一种认识论甚至价值观，构成传统文化的显著符号。虽然冯先生后面也紧跟了《韩非子》当中对两人的评价，认为两个人有关法律的“言”，效果很坏，像邓析一样坏。但是，由于邓析越走越远、越来越偏，后来被子产所杀。由此更能够说明，冯先生对惠施及其后世影响是非常肯定的 除此之外，冯先生还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评价了惠施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在第九章《道家第二阶段》关于老子、庄子思想的注解以及第十九章《新道家：主理派》当中都有所涉及。在这里，冯先生对《老子》编写时间进行考察，进而谈到了惠施。他认为：“这部书之所以写在（或编在）惠施、公孙龙之后，而不是在他们之前，是因为《老子》里有许多关于无名的讨论，而要讨论无名，就先要讨论过名，所以它出现于惠施、公孙龙这些名家以后。”[1]第九章这里冯先生虽然并没有详细论证以惠施为代表的名家对老子思想的影响，主要以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判断出《老子》的写作年代，同《中国哲学史》中的假定有所区别，张先生则是通过史实的详细考察得出了同冯先生大致相同的结论。但我们仍能知道，惠施等人所讨论的“名”和“实”的关系问题，一直影响了后期的哲学思想，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也就是说，观点之对错暂且不谈，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其价值。而同一章节中关于庄子和惠施的关系，因为属于思想上的差异，所以本文在下一章中专门谈及。不过总体而言，名家对道家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第十九章《新道家：主理派》的论述中，冯先生认为主理派本身就兴起于对名家兴趣的复兴，所以新道家把对惠施、公孙龙的研究作为前提也不会让人奇怪。新道家将他们的玄学与他们所谓的名理结合起来，叫做“辩名析理”（此语见郭象《庄子注》的《天下篇注》）[1]第十九章，继而发扬光大 （二）??岱年侧重于价值判断的“明辨是非” 在《张岱年全集》中第一次提到惠施的名字，是在《中国哲学之特色》中。张先生认为“合知行”是中国哲学的本质，即“是知行合一的。思想学说与生活实践，融成一片”[2]6。接下来张先生的一句话就更有意思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