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无厘头喜剧电影浅论 (2).docVIP

浅论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电影 摘 要：无厘头周星驰 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俗语，意思是一个人都令人难以理解无中心，其言语和行为没有明确目的，粗俗随意，乱发牢骚，莫名其妙，但并非没有道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周星驰几乎成了香港喜剧的代名词喜剧风格使得“无厘头”进入了喜剧的世界，同时也进入了观众的视野，并成为喜剧中最有代表性同时也最具有香港特色的一支。这样的台词没有引人深思、余音绕梁的艺术品质，却由于其独特的颠狂而成了无厘头部落的流行语。无厘头影片中因离题而形成新的环境、新的事件、新的人物如《九品芝麻官》中对清官原型的运用。“清官”，但在周星驰的影片中，他扮演的“包龙星”却是被人唾骂的贪婪“清官”。剧中精神有问题的父母以及逃难途中所经历的都非正剧中“清官”的模样。同样，《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四大才子”也非世人印象中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反之以“贪恋女色”“终日为女色而活”的嘴脸出场。无厘头影片中对这类题材的处理显示出了对现代人人生价值观转变的关注。这种离题的情景引起常规叙事的期待被否定，观众的日常经验被否定，从而产生喜剧效果。如《小偷阿星》中，周星驰早晨起床透过窗外看到楼下游泳池中的美女，急急忙忙从楼上往楼下跑，以事件的发展逻辑论，应当狼狈地滚到楼下，跌入到游泳池中。但影片却完全没有按照这一惯性思维发展下去，只见他利用这一“滚”，完成了刷牙、刮脸的动作，“嘭”的一声紧紧贴在一大块落地玻璃上。，出人意料又令人忍俊不禁。2008年上映的《长江七号》，与其说是周星驰创新的电影力作，不如说是他这么多年一次精彩的喜剧总结，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周星驰在历经二十多年磨炼后对于单靠言语颠狂取胜的喜剧的一种突破和尝试。影片的各个方面都在向观众展示着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历程，同时也是无厘头集大成的作品。在整部电影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周星驰的痕迹。所不同的是，无厘头在这部电影中不再是周星驰一个人的专利，而是转移到了其他人的身上，尤其是一些小孩子是身上。让他们表现和曾经的周星驰一样的语言和动作，从而达到疯癫娱乐的效果。张狂的阔少小学生对于瘦小的学生的欺负和对身材高大但是声音温柔的女孩的嘲讽都带有明显的周星驰无厘头风格。周小狄在看到周星驰买来的旧风扇冈刚转了一下就坏掉了以后脱口而出的“你大爷”，周星驰问“你大爷是谁？”周小狄说“是我同学”也是搬用了周星驰的自由率性和语言的颠狂。 在小学校里阔少手里的彩色的棒棒糖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是《功夫》中的棒棒糖，这样的延续和戏仿带有浓烈的周星驰疯狂娱乐精神。周星驰在《喜剧之王》中在片厂试戏的时候，被要求表演“高兴，生气，伤心，看到美女，家里着火，中了彩票，全家死光，考试一百分”表情的情节在《长江七号》中就变身为长江七号被周小狄的小伙伴们要求表演同样的情节。周小狄的破的球鞋，让人看到的时候不禁联想到《喜剧之王》中周星驰的那双破球鞋。周小狄在梦中穿着球鞋飞上高空的时候，和《功夫》一样，他也踏在了一只大鸟上，不管是镜头还是情节都是对于《功夫》的戏仿。在学校里打架的那一段，；两个体态硕大的孩子比武的时候，男孩以飞快的速度冲过来的情节，基本上是对于《功夫》的重复和搬用。对自己的模仿和重现，充分体现的影片非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莫属。影片对剧中所有的传统人物形象都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在小说原著中“唐僧”是取经中人物形象的最高层次，是道德的化身，是佛教精神的。孙悟空则是一个心灵追求“生命无限”“行为无限”。唐僧的“超我”，含有社会的、集体的性质，他遵循“道德原则”，限制“孙悟空”的本能冲动，以完成取经大业。而影片《大话西游》远非是佛的“自我”修炼过程，它有着强烈的现代气息，是借孙悟空原型进行了一次香港化的改装。影片中的唐僧见利忘义，出卖朋友，整日罗罗嗦嗦，被所有人厌烦，孙悟空则沉湎。正如后现代主义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摒弃现代主义的“异化”和“陌生化”一样，“无厘头”式的电影文化摧毁了传统文化的规范，消解传统文化的一切惯例，陶醉于尝试、玩弄生活风格，以生活文化形式传统，在思维方式、表现手法、艺术体裁方面主张彻底多元化。轻松幽默，诙谐搞笑的港式特点迎合了香港人集体潜意识中反严肃、反凝重、反深刻，追求随意性、通俗性、世俗性的文化倾向，满足了不同职业、不同欣赏层次人群的观影要求。一百多年的殖民造成了香港文化“雨打浮萍”的飘零状态，在这种“无根”的飘零和迷失中，无法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博大的精神思想，人们无法接受那种深刻的娱乐方式，暂时的理解、宣泄精神压力下释放一种普遍的诉求。在这种特定的文化环境，大众式的娱乐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无厘头喜剧电影有的人可以剧中人物的生活情节找到对应和共鸣，悟出人生的道理而有的则宣泄了心中，真正地把电影看作是一种娱乐模式。如《蜡笔小生》中，学生为了作弊高招迭出小生与达叔在少林学艺过程中所遇到的旧词新解——“闻鸡起舞”、“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