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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镜像中的边缘正义——杨少衡的“介入现实”与“隐形批判” ??2007年06月01日23:04?? 蔡志诚 　　我们正面临一个本雅明式的“经验与贫乏”的时代，时代经验的丰富与文学想象的贫乏同时降临，现实图景的参差多态甚至超越人们想象的边界，而文学似乎失去了介入现实的力量。伴随着转型时代剧烈变迁的社会景观，面对着扑面而来的现实图景，文学如何介入现实？如何直面当下的现代性体验？如何走出文学无力回应当下而失语苦闷的创作怪圈？这些问题一声紧似一声地叩访当代作家的创作门扉，“写什么”的彷徨似乎取代了“怎么写”的焦虑，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紧张成为一道横亘在作家心头的苦闷象征。　　杨少衡无疑也感受到苦闷的侵袭，聆听到直面现实的历史当下性叩问。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跋涉探索多年后，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终于修成正果：从《钓鱼过程》开始，他的一系列以“介入现实”的“权力镜像”为主题图景的中篇小说，接连在《人民文学》、《收获》等重要文学期刊的显著位置上接受时代的检阅。杨少衡积蓄多年的创作能量的喷薄而出，不仅为他的个人创作生涯增添一抹堪以自慰的艺术亮彩，而且也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留下一道有意味的弧线——文学怎样介入现实并书写当下体验？　　一、 介入现实：视域与叙述　　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一直持续不断地挑战着作家的创造力。在这一挑战面前，有的作家主动卷入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中，进行艰难而深邃的存在勘探；有的作家则从近在眼前的现实境遇里隐退，向历史深处寻找或凭藉叙事话语建构起另一个迢远缥缈的乌托邦世界；还有的作家则对无边的现实抱有敬畏之心，以工匠般朴实的技艺描绘现实的风云变幻。在我看来，杨少衡显然属于后者，他的小说常被擅长命名分类的批评家搁置到社会、政治小说的文类屉匣里，这种稍显粗率的文以类分虽然隐含着批评家试图为艺术立法的评判标高，但却忽视了一个更为质朴的法则——文类和题材并无高下之分，小说文本本身才是艺术的试金石。　　从1979年携其处女作《医生》闯入文坛至今，杨少衡的小说创作在长时段的文学苦旅中虽未臻名家化境，却较为完整地展示出现实主义文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回应方式。杨少衡对现实的书写，往往随着视域的变换而呈现出不同的现实景观。他的早期作品从身边的现实生活写起，大多表现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即使有强烈的社会阵痛但依然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风貌，在《我的爸爸和哥哥》、《双声道》、《彗星岱尔曼》这三篇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里，作者关注现实的视域总是涂抹着一层先验的理念釉彩——改革时代历史辩证法的宏大叙事——投射出现实生活的光和影，隐含在这一理念化视域背后的则是“典型性”的现实主义玉律，但这种本质先于现象提精炼粹出来的“客观真实”既不客观也不真实，反而是一种遮蔽生活本真的现实“主义”光环再加魅。《彗星岱尔曼》试图用一个简单的天文隐喻比附时代冲突：主人公严明运锐意进取的改革失败了，但改革的精神将薪火相传至新的一代，象征主人公的彗星岱尔曼将在广袤的天空发出耀眼的光芒。这种理念化视域貌似揭示本质，实际上是隔着一层意识形态面纱来观照现实。　　八十年代后期杨少衡蛰伏在西北大学作家班，过了两年文学苦行僧的面壁生涯，这段经历显然改变了他看世界的方式，兴许是古道西风的大漠传奇震撼了这位闽南汉子的地域视界，他突然以一种陌生化的浪漫传奇视域进行文化地理想象，系列小说集《西风独步》就是这一视域观照下对人与自然的重新审视。叙述者柯辽漫游西北的故事在10个中短篇中展开，从嘉峪关、敦煌一直到西部边陲的营房哨所，游记的观光视域与“在路上”的精神漂泊营造出一种传奇式的“主观真实”。但这一陌生化视域只带来浮光掠影式的文化猎奇，严格意义上讲，杨少衡的西部传奇并非成功之作，它迷失在魔幻与现实之间的交叉小径里，柯辽的观光视域始终不能深入西部传奇的历史文化脉络，“在路上”的精神漂泊和思想踪迹也就过眼云烟般轻飘无依。不过，从客观真实到主观真实的反拨中，一种潜在的变化还是为杨少衡积蓄了寻求突破的能量：作者不再凭藉先验理念图解变化莫测的现实风云，叙述者融有个人生命体验的视域取代了创作主体理念化的视域。在九十年代多年的基层从政历练之后，人世阅历和创作经验日益丰厚的杨少衡似乎来到一个蓄势待发的临界点：如何挣脱“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的超验所指羁绊，在视域和叙述的创造性转换中介入现实？　　一种世事洞明的阅历往往不只是经验的历险，它还决定着作家关注体察现实的视域景深。我更倾向将“阅历”视作——个人的视觉史和日常的经验史，日积月累的阅历几乎无意识地构建了人们观察现实的视域景框。看到什么样的现实，对哪些图景视而不见，与其说是人思人殊的理念差异，毋宁说是阅历无意识的视域之别。视域的变换不仅关系题材的选择，事实上它更像是观照探测现实的光束。有时，开启一种新视域，就能照亮一个隐蔽缄默的现实角落。因此，如果说媒介是信息的延伸，那么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