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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号新解 作者：姜维公姜维东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02期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笔者在研究《辽史·地理志》时发现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舍弃《周书》以来契丹源于炎帝之说，确立契丹祖源于黄帝，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为契丹族的“黄帝”，算是解决了民族起源问题。[1]如果设想辽太祖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去世，则考虑其王朝的承继之由，必然要承接北魏之衣钵。因其舍东部鲜卑宇文氏之炎帝说，转而取北部鲜卑之黄帝说，固然出于托神改制的直接政治需求，也为宣扬王朝传承之由埋下了伏笔。辽太宗初期未有改易国号之举，直至破石晋后始改国号为“辽”，其逐鹿中原之意昭彰耳目。但耶律德光何以不踵其父足迹，取现成之“北魏名号”而转以陌生之“辽”为国号，则因其汉族智囊集团以为“元魏”亦不足以厌服汉人之心，故转而别寻渠径，以“辽”为国号，为契丹进取中原做“正统论”方面的铺垫；其后裔复以“契丹”为国号，此为契丹族保守派与汉族正统派斗争之结果，固无足论。至于辽道宗时复踵辽太宗故智，重改国号为“辽”，则是文化上颇为自信，自觉已能与南朝抗礼，宛如北魏与东晋之关系，故有改易国号之举。兹摭拾旧史，揭其隐覆，求教于方家。 　　 一、辽国号研究综述 　　 辽改易国号一事在《辽史》纪事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清代学者赵翼是通过《东都事略》[2]409－413的相关纪事内容注意及此的[3]583，其后，在《陔余丛考》中也曾用“辽复号改号”一事来批评《通鉴纲目续编》体例的不当。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注意及此。但清代学者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现代辽金史学者而言，辽频繁改易国号的原因以及辽放弃习惯的“契丹”国号而改名“大辽”的意义何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呕心沥血破译的历史之谜，也因此产生许多种解释及假说，兹为叙述便利故，简介于下： 　　 (一)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研究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挖掘，有两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辽”、“契丹”二号的本义；二是“辽”与“契丹”两国号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一般解“辽”为“辽水”，解“契丹”为“镔铁”。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曾详细考绎“契丹”、“辽”两国号之蕴义，认为“契丹”可解为“镔铁”，乃民族之号；“辽”则国号，得名于辽水。冯家昇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先行者，所做的工作又十分细致，因此，此说一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冯家昇的见解，如景爱就提出契丹与辽水的关系并不密切，辽朝统治者数度改易国号皆在本民族实力最强大时，故“辽国”一号，实得名于“辽远”之意。[4]35笔者不认同景爱先生的“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的观点[4]37，也不认同其改国号为“辽”是“辽远”的意思，从而寓托了其疆域扩张之志[4]41。关于契丹的族源地问题，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但笔者认为景爱反驳冯家昇一派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即“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4]41。但无论是冯说的支持者，还是景爱等的新说，皆不足以惬人意，其以“辽”为国号的秘密仍未破解。尽管景爱等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仍以冯家昇、姚从吾等前辈提出的主张为正统，对于那些认同者而言，剩下的工作就是补充冯说之不足。冯说的支持者们认同冯家昇对辽国号的解释，认为辽与契丹的关系，正如元与蒙古的关系，前者是用于汉地，后者是用于全体契丹人。姚从吾、岛田正郎等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共同的特征都是猜测的成分居多，立论的证据不足。所以，支持者多从找证据弥补前说缺略为主，像刘浦江[5]就把精力放在辽朝国号的改易上，他仔细考察辽代文献中汉语“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双国号制”的意义。刘凤翥也在一篇论文中强调辽朝双国号的意义。[6]像佟家江、刘凤翥两位都曾主张契丹是改“晋”为“大辽”，而非改“契丹”为“大辽”。[7－8]尽管他们都认识到了此次改易国号与汉族有密切关系，但斤斤于辽太宗破晋改号的相关记载，遂得出如上结论。 　　 (二)关于契丹首改国号的时间问题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辽”的时间，一般有937、938和947年三种说法。937年之说的支持者是尚铖。938年之说的支持者是陈述。947年的支持者众多，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就定契丹于947年改元。其后，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翦伯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