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激进主义.docVIP

一直以来，我们的语文以及历史课都是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很少讨论这两个运动的消极的方面。而海内外有不少学者关于这两个运动的消极面谈论的很多,甚至有的基本否定这两个运动的正面意义。首先要交代一下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常常有些人不加分析地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这是不对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发生前两年就已经开始了(有的学者把《新青年》创刊的1915 年视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之期。那样,则新文化运动要比五四运动早四年之久。)这个运动是基于历次改革与革命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人们从热衷于直接的政治革命转而从民族文化的反省和重建上下工夫,认为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当先改造人,而改造人,当从思想文化观念的革新入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所大力引进和传播的新观念主要是:平民主义、个性主义、科学精神和开放的文化观念等。接受过这些观念的影响的广大青年学生,像受到洗礼一样,产生了新信仰和新的价值追求,也逐渐地改变自己的行为规范,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要主动担负起使命与责任。这中间,应当看到,无政府主义思潮起到了某种重要的作用,它使许许多多的青年不同程度地摆脱了旧的宗法伦理的束缚,面对新的环境条件做出独立的选择。他们跃跃欲试地要把从他们的老师们那里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付诸实践。恰好这时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在巴黎和会上却遭遇外交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竟然把战前德国掠夺我山东的权利攫为己有。于是爆发了五四运动。所以,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发生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青年,他们在数量上和精神素质上,都远非清末民初时的青年学生们可比。尤其是他们大多掌握了一种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极其有效的利器,就是白话国语。有了这个利器,他们不但能够非常便利自如地表达自己的种种要求和愿望、思想和主张,而且能够很方便地与社会各阶层联络,把自己的思想主张传播出去,把广大的人群——甚至包括工人和农民——发动起来,造成中国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所以,我认为,若没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其迅猛地向全国扩展,遂使新文化运动所引进,所生发出来的新思想、新观念像决堤的洪水急速地向四面蔓延开来,波及到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知道,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只限于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报刊界中人,到五四运动之后,广大的青年学生、识字的职员,甚至略能读书的学徒、店员、乃至家庭妇女,都通过报纸、刊物多少吸收到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到后来,即使许多不识字、不能读书的人,也因听到学生们的讲演,或街谈巷议,而对新文化略有所知。所以说,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迅猛扩展,给予新文化运动以极大的推动力,使这场运动真正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并极大地加速了它的进展。如果说原来新文化运动还大体是由一群知识分子们进行从容的讨论,那么到了五四以后,则基本上是洪水蔓延或大火燎原之势。从积极方面说,五四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横广两方面扩展;从消极方面说,从此就不太容易进行从容的讨论了,这不免给激进主义提供了机会。 P8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激进主义实在有其深厚的社会政治根源。因为外受列强侵略、欺凌,内受专制主义的压制和摧残,有志救国和忧时之士,无不忧愤迫切,其情绪之急进,可想而知。所以,近代伊始,历次的政治改革与政治革命运动,都或多或少犯有急进的毛病。例如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等鼓动光绪日发数诏,策励新政,但效果甚微。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不但想推翻皇帝,立即进入共和,而且还想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结果,除了使皇帝下台,其余几乎皆无所成。P9近代中国的基本历史课题是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这就决定了政治问题的优先性。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一切激进主义都首先来源于政治运动。我们看在新文化运动领袖分子中,但凡比较激进的,都与其政治背景有关。如陈独秀是清末的革命党,他曾组织暗杀团。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的言论总带有不容人讨论的气势,在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是如此,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钱玄同在清末有一段时间与革命留学生们在一起,又是激烈反满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生。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是出名的激进派。他曾主张废除汉字,理由是,汉字书籍绝大部分都是记载孔门学说和道教妖言的。他骂文学上的守旧派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他责备胡适迁就旧派人物,反对胡适以讨论的态度对待反对文学革命的人。鲁迅也是大家公认的比较激进的人物。他在清末也参与了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也是章太炎的门生。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把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比喻为连续不断的人肉宴席,主张掀翻这宴席。他的激烈言论当然不止于此。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激进主义者吴稚晖,也是清末的老革命党,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说要把线装书都抛到茅厕里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