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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唐朝中书省的职责
——兼与许强陆老师商榷
陈永红 四川省宜宾市第三中学校 (644000)
《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4、5合期上,江苏沭阳高中的许强陆老师《这里不该用“决策”》一文,认为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关于唐朝中书省“负责决策”的表述用词不当。许老师认为,在唐代“掌握最高决策权的只能是皇帝而不是其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在我认为,人教版教材所用“决策”一词并无错误,这在学术界也为很多学者所公认。许老师在对唐代三省职责的认识上值得商榷。
中书省的由来及其职责演变
三省制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古代中央官制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我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包括中书省在内的三省是从秦汉时期的内廷官发展、历经魏晋南北朝官制的演变而来的。
秦朝在少府设四名尚书主管文书,替皇帝阅览臣子的奏本副本,择其重要的奏章为皇帝宣读。西汉武帝时期,用宦官主管文书,改称中书谒者令;昭帝、宣帝、元帝时继续设中书令、中书僕射(也称中尚书)。汉成帝不再用宦官而改用士人,称尚书。《后汉书百官志》载:汉武帝时“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所以这一时期尚书、中书都只是主管文书的内廷官,虽然在皇帝身边,掌管机密,但其地位并不高,只不过是皇帝的侍从而已。即便到了东汉时尚书权力显著增大,《通典》中说“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但仍属少府,职位仍然不高。
东汉末年,曹操设秘书令丞,典尚书奏事。文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为分割中书令的权利,另设置中书监。《三国?蒋济传》载:“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权势愈重。”尚书主管国家军事行政事务,而中书监、令与侍中则因为常在皇帝左右,为皇帝出纳王言、起草诏令,开始参与机要决策。至此,中书、尚书、侍中均脱离少府,不再是内廷官,而自成独立的朝廷机构了。
《通典》载:南朝时期,“至梁陈,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受事而已。”《唐六典》也载,南朝时,“中书分为二十一局,各掌上书诸曹,总国机要。而上书唯听受而已。”《宋书傅亮传》有云,傅亮任中书令时,“入值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听于省见客”。北魏高允任中书令时,高宗“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高宗驾崩后,显祖即位,文明太后“引允禁中,参决大政。”从上述可知,隋唐时期的三省分权制度基本运行模式业已形成,中书已经执掌机要,参与决策。隋朝曾将中书省改称内史省,但职责没有变动;唐代又把名称改了回来。
唐代中书省职责的演变
《文献通考》载,宋元时期的史家将唐代三省职能归纳为“中书出令,门下审驳,……而尚书受成颁之有司”。三省分割相权,组织严密,职责严明,相互制衡纠错,共同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要。其中,中书令之职, 掌军国之政令, 佐天子而执大政。皇帝制诰有七,即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碟, 皆宣署中覆而施行之。中书侍郎二人, ……为中书令之副。中书舍人六人, 正五品。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 皆依典故起草, 进画既下, 则署而行之。
唐太宗鉴于隋文帝事事亲决,“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提出“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即建立政事堂由三省宰相共商国事。因太宗即位前曾任过尚书令,太宗即位后,尚书令一职便长期空缺,由尚书令的副职仆射“总判省事”。尚书省仆射只有同中书门下三品者,方可参与政事堂会议;其他外司四品以下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能参加政事堂议政,但位低权轻,所以,政事堂中自然便以中书省、门下省长官为主导。在唐朝的政治事务中,中书令的地位也是其他官员无法取代的。如高宗幸东都时,两名中书令中,薛元超留守长安辅佐太子监国,崔知温作为唯一赴洛阳的宰相协助高宗。中书令已俨然如首辅。高宗驾崩时,令侍中裴炎为顾命大臣。而中宗即位后,“弘道初, 裴炎自侍中转中书令, 执朝政”。转中书令后便“执朝政”,可见中书令的重要性。裴炎转中书令后, “ 以中书执政事笔, 其政事堂合在中书, 遂移在中书省”,显然,中书令已经事实上凌驾于门下、尚书省之上,成为政事堂的“领导”。
到开元初,决策部门政事堂开始插手行政。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兼主行政事务,之后政事堂兼管行政事务。《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一年所载: “ 张说奏改政事堂日中书门下, 列五房于其后, 分掌庶政。《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载: “ 尚书令……自是阙不复置, 其国政枢密, 皆委中书,八座之官,但受其成事而已。”八座是指尚书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六典》明确指出主行政事务的尚书省长官, 需听命于掌国政枢密的中书, 如此则决策与行政事实上合二为一, 决策部门政事堂具有了兼管行政事务的权力。
从“ 安史之乱” 以后, 三省制日渐废弛, 直至形同虚设。由中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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