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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文化大革命”前“左”倾思想的发展 摘要：在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工厂长期罢课、罢工；国民生产难以发展；无数国民群众、知识分子遭到迫害；难以计数的书籍文物被毁……“文革”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灾难，被普遍地称为“十年动乱”。本文将重点着眼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即“文革”发起前左倾思想不断扩散、加深的那段时间，浅要分析“文化大革命”被发动的原因之一：“左”倾思想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原因、“左”倾思想 首先来认识一下“文革”：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引自——《历史决议》） “中国的‘文革’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执政党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号召全民参加；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性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形式是发动亿万群众自上而下地打倒“走资派”、全面夺权。”（引自——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前一句简单地概括了“文革”的发起、恶化及产生的影响，后一句则给出了具体的定义，即“文革”是一场由党中央发起的、全民参加的针对全部“资产阶级”的、由阶级斗争发展到全面夺权的政治大革命。 关于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原因，可以说不同的说法、资料浩如烟海，但关键词都是差不多的，而且对于一些当时各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的弊端，诸如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之类的，都不可以单独算作“文革”的起因。引发“文革”的，可以说是特定的错误与弊端之间的相互激化、恶性循环。其中就包括“左”倾思想与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还有权利过度集中与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还有国际与国内盛行的反修正主义浪潮对形式判断产生的干扰。而权利过度集中又导致党内难以对领导人产生的过错进行改正，使得“左”倾的错误思想愈演愈烈；“左”倾偏激的思想有促使党内领导层过度集中，加重了权力的集中。同时国内外的反修防修浪潮还在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偏严重，促使领导人主动集中权力。 所谓“左”倾，是指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下面将按时间顺序浅析“文革”发生前“左”倾思想的发展。 1956年，新中国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在当年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主席对此表示了基本认可。此时还看不出任何“左”倾思想的苗头，仍是一切正常。 “八大”之后，在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西方国家趁机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这件事虽然没有对中国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但深深的影响了当时毛泽东的思想，他总结道：“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开始担心匈牙利事件会在中国再次发生，这件事直接催生了毛泽东心中的“左”倾思想，并使之扩大。 到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爆发，将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误划分为“右派分子”，之后开始发动全国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一部分群众发表了过激的言论，在全国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毛泽东却认为这是个好的兆头，甚至加大了“争风运动”的宣传，鼓励大家大胆鸣放。这是左倾思想的第一次“左”倾的实践，可以看出其脱离实际、严重偏激的特点。之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重新把知识分子错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毛泽东认为“三大改造”只是经济上的改造完成，还缺乏政治、思想上对资产阶级的改造。这次错误的实践，将“左”倾的思想第一次传遍全国，隐约可以看出后来全国大混乱的兆头。而且，可以看出，这次实践所概括出的经验，更是加深了党中央领导人思想中的偏“左”倾向。 1958年，“大跃进”运动发起，在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下，走上“用政治方法推动生产力”的歧途，“左”倾思潮泛滥，“共产风”盛行。注意到这些情况，党中央领导同志也做出了纠“左”努力，然而到了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突然由纠“左”转而反“右”，提出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在后来的第八届八中全会上甚至还批判了提出应纠正左倾思想的彭德怀，左倾思想再次与左倾实践相合，更加催化了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第八届八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在政治、思想都严重“左”倾的状况下，严重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不仅打断了纠“左”的进程，而且不顾经济困难的现况与客观规律，提出“持续大跃进”的口号，由此带来了“大跃进”之后1959到1962年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62年的第八届十中全会，在饱受了“大跃进”带来的痛苦之后，党内领导层开始反思之前的“左”倾过错，开始有人提出对“大跃进”中的“三面红旗”思想的不满，而毛泽东也对此表现得很宽容，只有林彪为了博得毛主席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