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近代思想史结课作业.docVIP

对中国古近代思想中“诚信观念”的思考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所谓“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主要以“信”这一概念出现。诚信是我国自古以来尊奉的道德原则和立身治国之本，也是当前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教育等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原则。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诚信素质和诚信意识。而构建和谐社会最主要的一点是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信任和宽容，这种信任和宽容，主要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具有诚实信用之态度，与人为善之情感，也就是诚信美德。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诚是儒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我们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肯定诚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要求人们修德做事，必须效法天道，做到真实可信。说真话，做实事，反对欺诈、虚伪。信不仅要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切忌大话、空话、假话，而且要求做事也要诚实可靠。而信的基本内涵也是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诚实不欺。 诚”主要是从天道而言，信主要是从人道而言。故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本是自然固有之，效法天道、追求诚信，这是做人的道理、规律。二者基本涵义都是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表里如一，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无信人之言，人实不信无诚信品德的人的说话，人是不应当相信的。所以，要使他人相信自己就必须做诚实之人。《三国演义》中．曹操刺杀董卓败露后，逃至吕伯奢家。曹吕两家是世交。吕伯奢一见到曹操到来，本想杀一头猪款待他。可是，曹操因听到磨刀之声，又听说要“缚而杀之”，便大起疑心，以为要杀自己，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拔剑误杀了吕伯奢一家。古人说：”长相知，不相疑。”反之，不相知，必定长相疑。“他信”的缺乏，《左传》：信，国之宝也。指出诚信是治国的根本法宝。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中，宁肯去兵、去食，也要坚持保留民信。因为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如果人民不信任统治者，国家朝政根本立不住脚。因此，统治者必须取信于民，正如王安石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施政守信，施政失信国兵必弱。诚信是治兵的根本。 古代圣王禹、汤，循义讲信而天下大治；暴君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所以，作为国君一定要慎礼义、讲忠信，然后才能治国。这是君人者之大本也。由此证明诚信是治国之本。《资治通鉴夫信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这指出了“诚信是人的法宝，因为国保于民，民保于信。君无信用不能使民，失去民心则不能守国。所以古代圣王不欺四海，五霸不欺四邻。善治国者，不欺其民；善齐家者，不欺其亲。可见，信在治国齐家中是何等重要。不守信用，终于被人推翻，晋文公逃亡在楚国时，楚王问他将来怎样报答自己。重耳说，如果将来晋楚交兵，“退避三舍”。以后晋楚在城濮交战，晋文公遵守诺言，把军队撤九十里。三国时期，曹操发兵宛城时规定：“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这样 骑马的士卒都下马，仔细地扶麦而过。可是，曹操的马却因受惊而践踏了麦田。他很严肃地让执法的官员为自己定罪。执法官对照《春秋》上的道理，认为不能处罚担任尊贵职务的人。曹操认为：自己制定法令，自己却违反，怎么取信于军?即使我是全军统帅，也应受到一定处罚。他拿起剑割发，传示三军：“丞相踏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敢于秉笔直书，尊重史实，不阿权贵的正直《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杀晋灵公，身为正卿的赵盾没有管，董狐认为赵盾应负责任，便在史策上记载说“赵盾弑其君”。后孔子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中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经商要以诚相待、以信接物、义利兼顾、勤奋耐劳。 “彭宇案”至今，仍是一团迷案。真相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社会付出了如此巨大的道德代价，其实是本可避免的。在商品经济社会，在传统道德受到金钱挤压的当下社会，当我们都习惯于躲在背后充当哄客的时候，这一事件的放大，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整个社会都津在道德的焦虑中。无论是“宁坐宝马车上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是“恨刚”的自嘲，都是一种道德焦虑。功利性选择成为生活的信条，理想和信念，成为静下来才可以遥望和感喟的天上之月。在这样的一个备感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