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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艺术创作的道义担当与人文情怀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一些艺术创作，娱乐性、游戏性取代了人文情怀，逐步抛弃了对社会道义良知和责任的构建，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河北的艺术创作继承了燕赵文化浓郁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传统，依然在呼唤着道义责任，承载着精神的传承。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当今一些艺术创作，娱乐性、游戏性取代了人文情怀，对人性的深度表达、对社会道义良知和责任的构建责任逐渐被创作者遗忘，甚至有意拒绝。打开一些文艺作品随处可见的是非理性、游戏性、嬉戏性的书写,物质享受被空前放大,拜金主义取代了人文精神,利益崇拜取代了精神的追求,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对社会道义良知和责任的有序构建离我们渐行渐远。而文艺的人文精神和道义责任是通过文艺作品来表现对人的关注，表现对人的群体解放、发展的精神追求和实现程度，它是文艺作品的灵魂。面对这样的创作现状,我们看到河北的文艺创作继承了燕赵文化浓郁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一传统，依然在呼唤着道义责任，承载精神的传承。 　　河北艺术创作自古就具有道义责任担当的传统，现代文学文艺的发展自五四以后，强烈的忧患意识，贯穿始终，国家的独立和振兴，民族的重建和复兴，以及人的现代化成为一个世纪河北文艺的主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出生在河北大地上的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在“五四”这个中国文化文学发展抉择的关键时期，主张用文学弘扬“道义”，强调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并依此作为社会改革的方法。他的文学观念和他的社会观、道德观一样，有一种强烈的“救人救世”精神，表现了对时代“隐忧”和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1919年在著名的《新文学的使命》一文中，他就提出了“新文学”的关键方向：“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 ”。强调了“新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人文情怀。河北文艺创作的实践从抗战时期晋察冀文学的繁荣，建国后５０年代河北文艺的辉煌，到新时期山庄戏剧的兴起、“三驾马车”的现实主义冲击波，都充满着忧国忧民的历史使命感。 　　晋察冀文艺可以说奠定了河北当代文艺的传统，当时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作品，围绕民族解放事业，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以田间、邵子南为代表的街头诗运动中，“边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怀着这种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信念，抱着誓死抗击敌寇的坚定决心，克服着难以想象的重重艰难险阻，在河北敌后根据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办了一个又一个铅印的、石印的、油印的诗歌刊物，让硝烟弥漫的敌后战场盛开出一簇簇壮丽的文艺之花”当年著名刊物《红星》杂志的编者曾说，“我们偏要出它的理由是，我们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不只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而且粉碎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在这长期的抗战过程中，我们不敢放松一点，好似人类生活着不敢半刻离开空气，我们在计划着批判地接受遗产，认真的配合现实，来建立目前需要的而且新兴的文化教育事业，我们要把它当作武器参加到神圣的伟大的民族革命的战场来。”在民族危亡的关头，燕赵大地上的文艺工作者，以笔为枪，以笔为刀，参与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河北文学文艺的忧患意识，可见一斑。这种忧患意识既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也有对民族文化命运的忧患。晋察冀边区“冀中一日”创作运动中，广大边区军民纷纷参加到创作当中，尽管他们的文字粗糙，内容单薄，但真实记录下了敌后游击战争中广大军民英勇斗争的生活，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真实书写自己火热的战斗生活，紧紧为现实斗争服务。 　　建国后17年河北的艺术创作，作为晋察冀文艺的延续，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为主，一大批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相继问世，表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燕赵儿女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坚苦卓绝的斗争，作品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风云初记》、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批在中国文坛上闪亮的名字。梁斌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开始文学创作的战士，用手中的笔描绘着历史，追踪着时代，塑造了一系列具有燕赵悲歌气概，又具有时代精神的文艺典型，刻画了一组聚集在鲜艳红旗下抗击外敌欺侮的英雄群像。梁斌及梁斌的创作，向我们昭示，文学创作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关照现实，关照生活，构思形象，去奏响作品所表现时代的主旋律。《红旗谱》，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大革命失败前后10年为历史背景，用雄健豪放的笔触勾画了一部北方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作者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要求，真实、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特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燕赵人民中间蕴藏的顽强民族精神，坚强的反对残暴统治的意志。作为人民文学家，梁斌站在时代的颠峰上，抱着“要写出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