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研究剖析.pptVIP

 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研究 一、民族危机激起留日热潮 二、留日热潮适逢东洋社会主义思潮 三、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 四、留日学生译介社会主义学说之 影响 一、民族危机激起留日热潮 （一）甲午战败 1894、7—1895、2，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 康有为：“公车上书”——废约拒和、迁都再战； 梁启超：“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严复：“大抵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 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 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5篇政论文章，惊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发出“救亡”的呼号。 丘逢甲：“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谭嗣同：“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二）以日为师 醒悟：日本经“明治维新”走向强大，原因在于善于学习西方文化 。 态度转变：“轻日”——“师日”； “举国上下，莫不视游学东瀛为富强之要径” 康有为作《日本明治变政考》，其中提出：“多派游学以通新学”。 “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 1896年春，驻日公使裕庚带13名学 生赴日本。这些学生年龄从18岁到32岁不等，是清政府派出的首批赴日留学生。 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烈煌、冯訚（yin）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 1898年3月，湖广总督张之洞著 《劝学篇》，倡导出洋留学：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 “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主张留学日本的四条具体理由： 一、路近省费，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考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6月，上谕令将《劝学篇》颁布各省，各方反应热烈。《劝学篇》不啻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 （三）留日热潮 1899年，赴日留学人数增至200名； 1902年增加到500名;1903年达到1000名； 1904年以后继续增加； 1906年，达到8000多名（人数最多的一年。原因：其一，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效应；其二，1905年旧历8月废科举，“留日”成为读书人的出路。） 当时日本刊物对清朝留学政策的评论： 《太阳》杂志：“中国的急务在发展教育，而教育上的急务在派遣海外留学生；今年派遣学生来向昔日的弟子问道求益，真不愧大国风度。”（1902年11月5日） 《中央公论》：“达致此种成效，不可不谓泰半生于甲午及日俄二役之效果也。甲午结果，不必细论，即今次日俄战争，结果非清人始料所及，俟捷报频传，清人纷纷负笈来学……” （1905年1月） 梁启超：“因亡命客及留学生陡 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 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其时主要潮流： 梁启超一派，鼓吹政治革命，“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 严复，“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 孙逸仙，“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 最先。” 二、留日热潮适逢东洋社会主义思潮 （一）日本明治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潮 明治初期，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传入日本。 1870年，启蒙思想家西周在其《百学连环》讲稿中，谈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的“会社之说”和“通有之说”，指的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同年，政治学家加藤弘之著《真政大意》一书，其中提到称为“夕”（socialism）的经济学说，只是当时 尚未使用“社会主义”的译名。 1878年6月，《东京日日新闻》刊登 福地源一郎的《僻说之害》一文，首次将“socialism”译为“社会主义”。 1881年4月，日本基督教会创办的《六和杂志》刊登小崎弘道的《论近世社会党的起因》一文，第一次在日本详细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当时仍在世的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兴起自由民权运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与自由民权运动紧密联系。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向日本的传入，出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早期介绍者，不论是启蒙思想家还是其他学者，大多是从排斥、反对甚至仇视的立场谈论社会主义。 （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 19世纪90年代，日本涌现出一批同情工人运动的报刊和对工人运动产生影响的著作。报刊如《每日新闻》、《万朝报》、《社会新报》等；著作如民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