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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亲人般关注力量投向大自然文学 　　官场、职场乃至谍战、悬疑类作品正炙手可热,相当一批作者沉迷于对官场倾轧、职场升迁、情场角逐的叙述,可以说把“人学”的功课做得很足。但我倒愿意看到更多的作者、读者让自己的内心沉静下来,更多地注视我们所处的自然生态,而非陷入纠结、焦虑的人际迷途之中。这样会使人生的意义得以凸显,也有益于社会的和谐和我们内心的和谐。 回望历史,在怎么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写大自然方面,中国文学是存在缺位和错位的。一言以蔽之,就是难以避免将大自然符号化。不是认真地观察和描写对象,而是在“浇心中之块垒”,强调的是寄情言志、陶冶心灵、涵养性情,说到底是不及物的。及至当下,当消费式阅读、浅阅读流行的时候,考虑到很多普通读者处于现实的困境之中,出版者、作者、媒介便联手适时地端上以谋术和成功学为内容的“心灵鸡汤”。这种鸡汤花样不断翻新,十分可口,可以解馋甚至上瘾,但终究是营养价值不大的快餐 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已经具有相当的紧迫性,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是极端自然天气的不断增加。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的惊人言论,伴随着我国经济高增长的也是资源环境方面付出的巨大代价。为什么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什么要强制性推进节能减排?因为那条高耗能、高耗资源、低附加值、缺乏创新力、依赖“人口红利”的粗放型发展之路已经行不通了。中国人在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审视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从强调“人定胜天”的意志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理念,从求“温饱”到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在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背后,是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深刻转变 应当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关人类的前途,而人类现在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起因并不在生态系统本身,恰恰在文化系统之中。文化对于自然的影响是关键所在。对于作家、出版人、媒体等文化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来说,多一些清醒的认识,也会多一份责任和自觉 由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大自然文学创作的意义。近两百年来,在俄罗斯及英、美文学中,大自然文学或者说生态文学的发展是一条重要的脉络。这类文学创作有精神源头、代表作家、经典作品,并且以独特的美学价值和公众影响力,蔚为大观。那些经典作品所秉持的生态系统整体观,作家在大自然中的身心双重体验,包括作家长年在沙地、湖畔生活观察的过程,尤其是对现代工业所造成的环境危害的抗议,常常给世人以警醒和震撼。举例来说,在俄罗斯有近90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是俄罗斯人在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中体现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乌申斯基、普里什文、比安基、艾特玛托夫等作家逐步将大自然文学推向高峰。在美国,诗人、散文家、思想家爱默生于1836年出版的《论自然》被称作是“十九世纪美国文艺复兴的宣言”,此后美国文学进入成熟期,诞生了霍桑的《红字》、麦尔维尔的《白鲸》、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草叶集》等名篇。1962年出版的蕾切尔,影响力至今不衰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自然文学创作取得突破的关键点在哪里?首先是作家要走出人类中心论的影响,秉持新的人与自然观和生态整体观。人类生存在自然之中,为大自然所哺育,应当体现出对大自然亲切而真诚的生命意识、关怀意识、尊崇意识,因此大自然文学不能停留在现代版的放松心灵、时尚旅行文字上,不能停留在探险体验上,甚至也不能停留在保护生态的呼吁上。大自然文学的审美创造,事关审美价值表现向无垠的大自然延伸,这意味着创作上的空间,也意味着创作上的难度。比如,作家要具备博物学家的素质,要具有过人的观察能力和行动能力,能够走进旷野、读懂自然。他的外在和心灵的眼睛能够同时张开,可以感知天地之间的交流和自然万物的呼吸。大自然文学佳作绝不是作家把自己封闭起来,通过艺术想象就可以完成的。作家徐刚从1986年起在武夷山、天目山和海南、东北等地作了大量调查之后,才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地球传》《长江传》《守望家园》《中国风沙线》《中国:另一种危机》等。作家刘先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跟随考察队或独自在山野跋涉,历尽艰险,曾五次登上青藏高原,两次横穿中国,甚至多次遇险,由此才创作出了《云海探奇》《呦呦鹿鸣》《千鸟谷追踪》《山野寻趣》《黑叶猴王国探险记》《走进帕米尔高原》《我的山野朋友》等作品。大自然文学作家还需要集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报告文学作家、摄影家的素质于一身,比如应当有富于哲思和诗意的语言能力。在《瓦尔登湖》中,诸如“湖是风景中最美丽、最富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观看着它的人也可衡量自身天性的深度”,这些句子让多少读者沉醉!作家阿来在一次笔会上说过:“很好地描写一朵花,至少需要50个词汇。”可见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