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发表】“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语言观.docVIP

“立人”首在“立言”——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语言生存观 内容提要：五四白话文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学工具和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者认识到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国人具有文字崇拜的心理，白话文运动具有推动全方位的生命解放的意义。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 语言生存 白话文 话语权力 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胡适文学改良的中心是文学工具的变革，这是历来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文章都谈到过的，几乎谈尽了的一个课题。实际上，与此同时文学革命者所理解的语言是与人的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等相依相生的，人的生存是语言性的生存，所以欲新民，必先新语言。 文言是权力建制的工具 五四文学革命者对文言的反对，具有推翻权力象征体系、革新民族心理的重要意义。文言是中国古代上流阶级使用的书面语，权力话语、正统的道德话语、教育都是采用文言，一般下层人民无法掌握。语言文字也是权力资源，文言是权力、权威的神圣的象征符号体系，权力系统必须垄断它。 五四时人已意识到文言话语体系是权力建制的工具，是权力系统意识形态生产的武器，因此他们常常痛陈自己对于文言的憎恶，利用语言学、民俗学知识对神圣的文言话语进行除魅的手术。钱玄同认为中国古代文字脱离语言，形成“文言文”，源于统治阶级的权力建制：“那独夫民贼，最喜欢摆架子。无论什么事情，总要和平民两样，才可以使他那野蛮的体制尊崇起来……对于文字方面，也用这个主义”。权力系统在语言文字、服饰礼仪等各方面都着手权力等级体系的建构，渗透主尊奴卑的规训。许多字词、文章体式、书写款式都是只有皇帝、贵族才能应用的，还要附会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朕”、“宫”、“钦”、“御”等，本是社会通用的词语，最终却被专制皇帝霸占了专用。“制”、“诏”、“上谕”等文体和其中的专用句式，都是为了建构权力的象征体系和秩序，为神化权力而服务。 从现代军阀不惜动用武力卫护文言，更可看出文言话语的权力象征和建构的功用。河南军阀李倬章说：“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决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蔡元培）知道南方力量不足以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与兼并思想。” 文言使用者垄断了社会的话语资源，下层人民被剥夺了言说的权力，因此鲁迅称之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他在《朝花夕拾》中的《二十四孝图》里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对于文言的毒害，鲁迅确有切肤之痛；对于白话的倡导，鲁迅发自肺腑地欢迎。也许鲁迅比任何一位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都要更为深刻地理解文白之争的意义，但他对白话文运动的参与主要是在小说创作中，他以痛切博大的生命体验，表现了中国人所受的文言话语体系的压榨，中国人语言生存的悲剧。 鲁迅五四时期的小说中刻画的一般国民，无不深受文言话语的压制，被剥夺了一切言说的途径和能力，无法参与起码的政治、风俗、伦理生活，形成了一系列的“木头人”、“哑子”、“鬼魂”的国民灵魂群像。 （一）话语地位的彻底丧失。如阿Q，在文言话语的压榨下，一切言说的权力都被剥夺了，连姓都不配有。他因自己是个癞头而忌讳“光”“亮”等词，但群众却愈加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暗示、讽刺，因为话语权是与政治、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而阿Q是个受损害的孤独者；孔乙己也因为早已一无所有，所以他的文言资本完全丧失权力价值。经过几次话语权争夺战的失败，在未庄的话语等级体系里，阿Q渐渐丧失了所有的话语资格和机会。 （二）伦理风俗上话语权力的匮乏。如乡绅勒索阿Q：“吴妈此后倘有不测，惟阿Ｑ是问。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赵七爷“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 “你能抵挡他么！”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在这新起的“洋”式话语、革命话语面前，阿Q“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 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 ‘来－－兮！’七大人说。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 二，汉字中的巫术思维 五四文学革命者也敏锐地发现，文字中积淀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文言词汇与传统的荒谬信仰是不可分离的。胡适、鲁迅、周作人、江绍原等曾先后作出分析，汉字是巫术思维、野蛮风俗的产物。从人类学的角度，加上谙熟中国道教传统，他们指出中国人有崇拜文字的野蛮心理。 钱玄同以翻译用词为例说：“如译Republic为‘共和’，于是附会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