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服务外包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影响研究.docVIP

反向服务外包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影响探析 　　摘 要：利用陈启斐和刘志彪测算的2003-2011年我国制造业反向服务外包指数，选择2003-2011年合并的16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了反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人均产值和新产品产值比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反向服务外包可以促进我国制造业的创新，从而带动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关键词：反向外包；反向服务外包；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2016.26.001 1 引言 离岸服务外包（Outsourcing）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加速发展，作为发达国家的一个竞争战略，得到广泛的运用。最近一个新的词汇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学者的关注，那即是“逆向外包（Reverse Offshoring/Reverse Outsourcing）”，也有人称之为“逆向离岸外包”或“反向外包”（江小娟等，2008）。相对外包完善的研究体系，目前逆向外包的研究和认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而作为在传统外包中长期处于代加工地位的制造业，其发展受到各种制约，也很难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取先进技术，也就缺乏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而在基于内需的逆向外包中，制造业是否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这是我们实行全球化战略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的研究视角是逆向服务外包对中国的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2 制造业反向服务外包的测算 制造业反向服务外包的衡量指标是研究的关键问题，由于反向服务外包是一新的研究领域，理论研究还很少，没有一套被认可的衡量标准。本文借鉴陈启斐和刘志彪测算的2003-2011年我国制造业反向服务外包指数，见表1 3 模型的设定 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1： 企业人均产值（y）：将总产值除以从业人员数量，得到企业人均产值，我们用制造业的人均产值来衡量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如果反向服务外包指数fh对企业人均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们就说开展反向服务外包能促进我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反向服务外包指数（fh）：该数据借鉴了陈启斐等的计算结果，如表1 制造业企业的人均资本（k）：鉴于数据的可得性，用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近似代表物质资本投入，将此除以从业人员数量，得到人均资本 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数量（l）：用分行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表示 行业的国有化程度（control）：政府对制造业的干预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如何，关系到政策的走向，我们用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所有企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的国有化程度 行业的规模（scale）：规模的大小代表企业在反向外包中的谈判能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也代表利用反向外包技术提升自己的能力，用各行业的人均总资产衡量 研发投入（rd）：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与是否开展反向外包有关，还与其自身的研发能入有关，对研发的投入越多，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也就相对越强，我们采用研发支出占行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为了更好地衡量反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加入新产品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出模型2： 新产品产值（anp）：新产品的价值代表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将其作为因变量能更好地衡量反向服务外包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用新产品价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上述各变量都来源于2004年至2012的《中国科技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从制造业的行业维度，选取了2003年至2011年我国制造业30个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陈启斐等的合并方法，将30个细分行业合并为16个行业进行统计，共得到8年144个样本点的面板数据 4 实证研究 本文面板数据的特征为短面板，小T大N，回归结果为表2所示，第一列给出普通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第二、三列分别报告了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由于个体效应检验的p值为0，拒绝个体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因此选择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解决固定效应模型中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的问题，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中方程4所示 在表2中，总的来看反向服务外包的系数为负数，表明反向服务外包对人均产值具有负的影响；其中方程1是混合回归的结果，从中可看出虽然方程很显著，变量也很显著，但其变量的系数除规模因素外都为负值，这与经济意义不符，譬如我们熟知的人均产值应与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正相关，至少不应该是无关，又通过u_i检验，我们不选择混合模型，而应该从随机效应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中选取。进行Hausman检验，p值=0，两个模型的系数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固定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