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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的前景与困境 　　是特朗普改变华盛顿，还是华盛顿改变特朗普？ 2016年美国大选中汹涌的反全球化、“反当权者”民粹思潮将地产大亨唐纳德 本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就是极化加剧背景下的政治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预算危机、以司法取代行政，以及总统被迫“滥用”行政命令施政等。特朗普的当选为美国解决政治困境提供难得的机遇，但最终是特朗普改变华盛顿，还是华盛顿改变特朗普，尚待观察 政治困境的三大表现 一是联邦政府预算危机、关门危机不断。预算是一国行政的基础，然而，在美国，由于民主与共和两党恶斗，国会常年不能按时通过预算法案，直接影响联邦政府施政。去年12月18日，奥巴马总统签署《2016财年综合拨款法》，联邦政府新一轮预算危机才告一段落，而此时距离2016财政年度开始的2015年10月1日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从1976年至2015年，联邦政府由于国会两党争斗未能及时通过预算法案，共出现18次政府部分机构关门现象。而且，政府预算危机如果和与它关联的国债违约风险叠加，就会对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债的信用度产生重大冲击。此外，危机还直接冲击美国外交政策的实施。奥巴马为处理危机被迫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东亚峰会，也导致亚太区域国家质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否“过气” 二是府会僵持不下，以司法取代行政。从上世纪60年代起，在两党就政策问题难以达成妥协的时候，最终都会诉诸司法，从而出现以司法取代行政的独特现象。例如，有关堕胎、女权、环境保护、黑人权益维护等问题，即便政府与国会中一方积极推动，仍会遭到另一方的极力阻拦。最终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下，问题才能得到暂时解决。类似的司法诉讼绵延不断，是对政府财政的巨大浪费。奥巴马政府任内，同性婚姻经最高法院裁决解除禁令最终实现合法化。这种司法权力全面介入行政的直接后果是，联邦高等法院在政党政治中的相对超脱状态一去不复返 三是总统施政受到反对方政党阻挠，被迫通过行政命令施政。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从本质上要求各方通过协商与妥协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但该制度却不能避免一方对制衡的滥用。在非总统所在政党控制国会的情况下，极易产生国会投票以党派划线的“否决政治”现象。由此，总统迫不得已只能使用行政命令等手段施政，但没有国会的立法授权与财政支持，往往事倍功半 在奥巴马上任之初，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实施移民改革、应对气候变化等，均是其主要施政目标。然而，在共和党阻挠下，上述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型立法都无望在国会通过。无计可施下，奥巴马在二任时全面转向通过行政命令施政，包括提高联邦雇员最低工资、暂缓遣返非法移民、严格枪支管制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等。即便如此，相关措施也遭到共和党议员和州长的抵制。奥巴马与国会共和党的恶斗，直接损伤的是政府施政的效率和美国民主的质量 困境难解的原因 从制度设计上来讲，美国的总统制民主存在与生俱来的“否决政治”诱因。从积极的方面看，与议会制民主不同，总统制民主中总统与国会分别经过选举产生，不同政党可以掌握行政和立法部门，通过权力分立和制衡实现民主，维护多数人的利益。然而，从消极面看，不同政党分别掌握各部门的可能后果是，双方都需要付出巨大政治资本，才能与对方达成妥协，推行自身的政策。而且，它无法避免一方恶意滥用制衡的冲动，使民主政治异化为“否决政治”，导致政府的立法、行政效率低下和施政不畅 同时，总统与议员任期的不同步，也可能由于双方政见不和导致政府“空转”。与议会制民主中议会可以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案解散政府不同，美国民众即使对总统不满，也要在4-8年后通过选举将他赶下台，之前则只能等待。即便民众通过投票使其他政党成为国会多数党，也不可能完全阻止总统的施政，因为总统还拥有否决权、行政命令等手段推行自己的政策。这种方式，实质上无助于任何重大政策的推行，只能意味着政府的“空转”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从现实原因看，民主政治变异为“选举政治”是美国政治失灵的重要原因。从上世纪60年代起，美国就出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或者说“大政府”与“小政府”路线之争。但两党的路线差异，并没有阻挡他们在实践中对行政部门扩权的宽容和对“福利社会”的纵容。换言之，出于竞选连任的考虑，两党政客一味讨好选民而进行政治承诺，社会福利只增不减。即便是主张平衡预算的共和党人，也不愿为削减福利开支而得罪选民。由此，为服务于竞选连任，两党政客理念的原则性已经大为模糊。这就是“选举政治”的恶果之一 “选举政治”的恶果之二是加剧政治极化。从上世纪末开始，美国政治呈现极化加剧的态势，主要表现是国会两党之中温和派议员数目的减少，以及国会投票中“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增多。两党候选人选举时用激进观点吸引选民支持，当选后投票表决则以党派划线，国会内部妥协、合作的氛围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