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写作立场的转换：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docVIP

美术史写作立场的转换：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 美术史写作立场的转换：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 中国大陆美术史学界对后现代叙事的讨论是伴随着思想史领域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展开的，其直接促动来自于历史学书写立场中解构宏大叙事的思潮，在艺术类别史中，文学史延伸出的文化研究显然是走在最前面的。而对于美术史而言，当面对那些传世作品不多、也绝够不上经典美学标准的考古材料的美术考古学（也即夏商周至汉唐的早期古代美术史），已经在非宏大叙事立场上的视觉文化研究中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因为这些研究对象，往往不是与传统美术史标准直接相关，但那些民间的、底层的、与经典标准相去甚远的视觉文化对象（如墓葬美术材料）对于讨论特定时代、地域、人群的社会文化问题却能提供可信和丰富细致的信息。几乎基于相同的原因，在现当代美术史中，如何丰富近现代美术史以形式风格演变为核心的宏观书写，尽可能展现出具体的艺术家、艺术品与社会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不仅是美术史学者应对解构宏大叙事的思考，也符合现当代艺术由艺术本体递变逐渐转向关注艺术社会性的潮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美术史书写立场中的宏大叙事与非宏大叙事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立场转换在具体的美术史研究中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作为？ 　　1 宏大叙事的美术史逻辑 　　宏大叙事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宏大的叙事，虽然很多人经常把后者当作前者。宏大叙事原本在文学理论批评中使用，特指那种无所不包的叙述方式，最主要的是，这种叙事方式具有主题性、目的性和统一性。因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叙事，所以后来这个概念被历史学家所借用，用来指称那种在某种历史指向性观念指导下的历史叙事。假设历史的发展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围绕着这个目的或目标来组织材料、弃取材料，在这种材料的弃与取中充满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这就妨碍了历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史学以事实判断为第一天职的学术操守，它使历史写作中充满目的性或权力。这种权力还绝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政治权利，更广泛的意义还包括（甚至更侧重）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和微观政治。 　　例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写作中，如果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中国社会必将与西方社会史发展具有同一目的，那就一定会更看重近现代社会改革中有明显西方民权痕迹的政党的研究，而对清末的本土改革者李红章、曾国藩、慈禧、肃顺等人的改革不很关心。同样，如果已先入为主的认为中国可以独自而不是在与西方文化的交互中走向现代，那么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和某些南方城市中出现的较早的西方现代性产业和社会结构就很难引起研究者的兴趣。 然而历史研究一旦注入先入为主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一定会干扰学术求知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宏大叙事的美术史写作一无是处，最简单有力的反驳是，我们对美术史整体走向和阶段走向的宏观把握和与之相关的比如类型、风格常识都是被传统的美术史写作所建构的，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宏大叙事不会过时和消失，而本文所说的向微观叙事的转换更多意义上是指一种拓展新局的有益常试和方法上的补充。 　　2 微观叙事立场的转换 　　向微观叙事的转换并非是强调研究工作的细节化，是否把研究工作做细是具体工作方式问题，而是否是宏大叙事则是历史观甚至立场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美术史或社会史研究也不可能不看重细节材料或个案研究的基础作用。例如，中国美术史的老一代学者王迅、金维诺、王伯敏、薛永年、郎少君等，他们都是在传统历史研究的模式下成长起来的，然而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细节和个案研究方面有后学难及之处。与宏大叙事相对的是微观叙事，这同样也是一个来自文学叙事学中的概念，关于他的讨论最早在90年代初所谓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方式中展开，将那些在精英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的鸿沟正被不断填平的后现代境遇中，具有启蒙倾向和乌托邦倾向的精英文学和高雅文学却逐渐沦为边缘，代之而起的逐渐弱化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也即叙事的目的性），个人存在空间的表达变得相对自由的小说叙事方式被称为微观叙事或后现代叙事。实际上，当各种写作样式都取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时，混杂的叙事方式以网状的结构呈现出当代文学的不同诉求。伴随着后现代文化研究中对女性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异化与扭曲后工业化浪潮等社会文化的讨论，类似于此的后现代议题也成为历史叙事的对象。虽然，微观叙事特征复杂、表现多样，很难进行简要概括和归纳，但我们仍可以在现有的研究案例中，发现这种转向在美术史写作中的具体表现： 　　3 立场转换后的美术史写作举要 　　以美国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和中央美院郑岩教授合著的《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图像》为例，该著讨论了170年前道光年间山东潍坊地区安丘市的一座石牌坊，如果在传统宏大叙事的建筑史或雕塑史的写作立场上，这座并不典型的民间牌坊并不具备多少所谓代表性（也即符合美术史的目的性），研究它的意义便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