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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创新中政党的主张和作为 　　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呼唤那些接地气、有行动力的政党站出来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去掉官僚化、去掉空谈、去掉通过分化社会来实现政治操弄的做法，和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打造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不懈努力 10月13日至15日，“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在重庆举行，来自50个国家72个政党和组织参加了对话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讲话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是一个以政党为主体和特色，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高端政治对话平台，也是国内目前首个以中国共产党名义与世界展开对话的多边政党论坛，创办这个对话会，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之间，搭建一个促进相互了解、开展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国和世界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 对话会此前已于2014年和2015年举办了两届，主题分别是“中国改革：执政党的角色”和“从严治党：执政党的使命”。今年的主题则是“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只从主题上就可以看出，此次对话会和不久前中国举办的近些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形成了衔接。和杭州峰会形成杭州共识类似，这次对话会也形成了重庆倡议 对话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重庆市委承办。重庆，近几年中国国内GDP增长速度的领跑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样本之一，又是包括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重大战略的交汇点，所有这些“标签”也都和此次对话会的主题深度契合 在全球经济治理处于深度变革的关键时刻，这样以政党为主体的对话会，其意义不仅在于传递中国声音和中国主张，和世界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治理理念，凝聚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共识，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和而不同”的平等对话中不断关照自身，不断校正一个执政党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精准的行为坐标的过程。对话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所发挥的政治引领作用，其带来的重要启示也值得深入总结。 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峰会上明确指出，世界经济又走到了一个关键当口，经济全球化出现了波折：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 这一判断在此次政党对话会上得到了普遍的呼应。因为是以政党为主体的对话，经济变化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民粹主义泛滥、恐怖主义扩散和保护主义抬头现象，屡次被与会的政要和学者提及 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英国前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前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认为，过去，政治精英对于全球化中的赢家和输家的区分过于忽视了，对于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分裂和分离，政治精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批评民粹主义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难的是如何应对民粹主义背后的不满情绪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粹主义正在利用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担忧而生根壮大，全球化的成果并没有公平和持久的分配给所有人，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甚至在一些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都受到失业、缺少发展和社会排斥的威胁 阿尔巴尼亚争取社会一体化社会运动党主席团成员哈吉纳斯托指出，经济增长的每一个问题、现象或者危机，都和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在讨论经济发展的时候，也必须同时讨论越来越急迫的安全问题 意大利民主党对外事务负责人夸塔贝莱进一步具体分析说，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往往是超越国别层次的，会影响到公民的生活方式，很多方面会让公民产生焦虑和恐慌情绪，担心跟不上这些变化，同时人们对政党普遍有一种无力感，往往认为这些发生的变化是超越政治之上的，是政治所无法解决的 澳大利亚全球经济会秘书长霍华德更直接断言，西方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后政治”的新时期，有时候人们并不相信政治高层所展开的对话以及对话内容 …… 所有这些重要的观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在讨论全球经济治理的时候，全球经济增长议程是不断在拓展的，不仅要关注国际经贸、投资等问题，还要关注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这不仅意味着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现有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突出，改革的诉求不断上升，改革的力量不断聚集，也意味着除了主权国家，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都会深度卷入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在这个进程中，政党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就成为突出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元问题” 探讨所有的创新和改革，背后都会有一个“元问题”。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背后的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这一波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个现在非常流行的来自发达国家的观点是，在经济全球化中，主要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1%的少数人和新兴经济体的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