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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公园战略及发展趋势研究（二） 中国国家公园项目在短期内还无法模仿经济特区建立企业承包制度，这些功课可以先等架子搭起来，我们有了可供增强公众，政府和投资者信心的案例之后，再集合社会各界的力量逐渐完善。开园亟待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制定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二是公园建设，管理和维护的相关立法，可以先不必追求立法和制度完备，只要有能追溯到责任人，对之进行项目进度考核就行了。 中央与地方存在着极难调和的利益冲突 中国不缺少风景名胜区，对这些自然风景区的甄别和分级并不困难，但如果有复数景区具备同等资质，就先要计算经济承受能力，分清地方，中央，企业，国外机构的出资比例，之后才能制定预算。美国的方法我们无法借鉴，美国国家公园的费用有90%到99%来自国会预算拨款，年初提出预算，年底进行考核，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向国会和内政部长负责，它的责任人就落实到局长和部长两人身上。 政策逼着你上项目，样板儿工程烧再多钱也没人在意，但如果想把全国150个景区，或者打个折扣，50个景区升级为国家公园，费用从何而来？要不要借它们发展旅游业，或者不搞旅游开发，只借国家公园带动地方经济？因为开发和保持这两条路线的成本和回报周期可能相差数倍，但我国并没有完备的财政预算公开，审核，监督体制，在地方上搞一个旅游景区规划，至少要牵扯到建设和旅游两个部门，由地方政府一套班子托起行政和企业两块招牌，资金投进去怎么个转法也许说不清楚。风景区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财收来源，如果真有一个黄石项目位于某个贫困县内，或者横跨省市，地方政府肯定要极力争取它的开发和经营权。以前方圆水木在专题中提到的点军区是现成的例子，使它具备旅游价值的三峡工程是由国家投资和运营的，它在规划阶段就已打算让它和变形后的西陵峡作为宜昌和点军区的旅游资源，中央让地方利益均沾，所以如果国家公园也正好位于除了搞旅游无路可走的市县，它就很可能重复宜昌模式，而很难纳入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势力范围。 国家公园可以被视为一项改革，没有先例可查，而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是既得利益者在转型过程中得到有效激励，如果地方的旅游资源而被国家“圈”走了，即便它也参与管理运营，靠服务业赚钱，但只要公园在十年，二十年里都没有利润，可以预见，地方将抵制国家公园计划，因为在GDP和就业指标考核的压力下，地方官员不可能被中央宏伟的百年方案打动。 国家公园立法比公园创收更难 当然，国家公园的立法与公园创收有密切关系，美国黄石公园之所以每年有10%的维护费用可以自筹，靠的就是有法可依，而且美国人的法律没有那么多空泛的教条，包括宪法在内无不是就事论事，如果将国家公园甚至国家当成公司运作，它的法律也能适用，究其根本，它在制定之处就是各种力量在平等和竞争的框架下，以协商的姿态制订出来的，它不包含任何机会主义因素。国会对公园体系，保护，管理分别立法，从而可以实际，有效地指导国家公园运转的各个层面。公务员和管理者仅凭立法就知道我能干什么，我该干什么，以及倒不倒要求的具体后果，它没有政治口号，没有能保平安但全无用处的中庸措辞，但它完全可以当作公司管理制度使用，这就是可以支撑起国家公园体系所需之立法标准。 这样的标准会使国家公园的管理透明化，消灭了收支灰色地带，这就要求我们的官员必须有商业头脑才会相信，不存在灰色地带的项目对每个人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