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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 读 书 笔 记 外交二班 张妍 1308020220本书逻辑 《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一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合成品，但不难看出作者在整理过程中所作的修改，即使写作时间跨度不同，文章前后还是具有连贯性的。 众所周知，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类话题的讨论是多的不能再多的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找不到能够连接二者的较为贴切的“中介”，因而使得政治与经济就像两张皮被勉强粘贴在一起，而程念棋的这本著作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关键，便是因为他以“财政”为切入点，从而来研究政治——经济史。 这本著作的研究思路，不同于纯经济史，采取的是社会经济史的进路——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考察，而后又加入赋税财政体制，三者互动，变迁的图景是立体的。在本书序言中，王家范学者就程念祺的文章与其他人的论文进行比较，指出其写作特点为“优美的白话风格，俗而兼雅，考据从大处着眼，征引则要言不烦，但求文章连贯，陈述流畅，故史料多经消化融解，绝不显山露水，唯恐人不知。只顾驰骋思辨，玩咏字得，以为别人也烂熟于掌故，省略去许多常识性的交代，有点像鲁迅说的，可以写成短篇小说，绝不掺水拖沓成中篇甚至长篇小说。”确实如此，在读过内藤湖南先生写的《中国史通史》后再来着眼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觉得挖掘深度更为有力，又因程念祺有趣深入的写作风格，读来颇为玩味。接下来就本书内容，简单地做一下概括与个人的见解。 全书并未按照章节划分，而是以十六个部分组成，虽然分为这么多部分，但“大国效应”、“财政市场”与经济历史变迁的关系是始终贯穿于全文的，从而来论述中国两千多年间国家财政的历史走向。开篇首先阐述中国古代国家的规模以及组成形式，进而说明统一之后的中国其政治是如何发展的，即第一、二部分主要是讲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地域环境与历史背景，国家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合的趋势，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始社会里，诸氏族部落各自分散，而最后走向联合逐渐聚集为一个整体，夏朝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作为一个在部落联盟基础上产生的国家，夏朝的组织结构也是极其松散的，除了在共同抵抗外部入侵之外，国家具有控制权，对内部各氏族部落的财产和土地是没有支配权的。到了夏末，夏桀之所以“不误徳而武伤百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畿内不能得到经济上的支持，而畿外的诸侯却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也不会支持他，因此为了获得经济来源，夏桀不得已只好对畿内畿外动武，而经济上的被动又给商人带来了向夏朝进攻的机会。到了周朝，稳定的村社共同体的存在，是周朝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在广大的区域内实行有效分层控制的社会经济基础。正是因为这种多元政治结构分层控制的分散制度和支撑周朝政治系统的宗法制共用，周朝得以在中原地区统治长达三个世纪之久。春秋战国时期，因兼并战争国家由大国吞并小国逐渐发展成为地域辽阔的城邑，直到秦大一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随着国土面积扩大，对于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制度所需的费用也扩大，无法协调好经济与政治也难以使本朝长久存在。 从“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几个问题”到“先秦时期赋税制度的变革与土地国有制的形成作者认为“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的非制度化。”这种土地国有制，是在“履亩而税”的过程中形成的履亩而税的实质，清人顾栋高的说法，就是“田隶于君”。“惟这种土地国有制，本质上是把土地的所有权从属于国家主权，把所有制问题纯粹地意识形态化，而不是加以具体的制度化，那么，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就是必然的。”“说到底，在中国古代，国家的经济政策，根本是以财政为中心的。而市场，则被国家作为其组织财政的工具。以征收货币来强化国家的财政储备，以及灵活开支是财政市场由以建立的一个方面以专利制度来弥补税人之不足，则是财政市场由以建立的另一个方面。但是，根据国家财政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不同需要，财政市场也会有盈缩。在某些时候，国家甚至会取消财政市场。”关于农商并征型的变法，作者认为，“盖税人是以不能税地为前提的；至于征商，则是以不能征农为前提的；而征商之中，既行专利，乃无必要再进行商业垄断。”财政由税人为主转向税地为主，误以为可以促进土地私有，实则在财政市场膨胀的作用下，小农乃至地主的负担有重无轻，产权更趋不稳定。地主逼不得已改行租佃，自主经营的地主日渐减少，变为消极的食租者“农商并征而貌似全面，实则零碎而无头绪，既行之后便不能控制，吏缘为奸而不能止。” “以至于某些具体的措施，仅就其本身而言，未必没有它的合理性，但作用于全部变法之中，只是起到了聚敛的效果。” “由此，一方面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日益紧张和冲突，一方面又释放了统治集团对聚敛的无限冲动。最终是全面变法，全面失败。”两千年间国家财政体制的历史走向”的一些与史实不符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