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诗歌和音乐的联系.docVIP

国内诗歌与音乐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近年来似乎已成了“显学”，在诗、词、曲，以至《诗》、赋的学术会上，每每要提到这个问题，作为专题的学术会，也许今天是第一次吧，参加者这么多，而且有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很使人兴奋的。 　　“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是，“诗歌”这个词语中本身就包含了“音乐”，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修正一下?或者可以说：“诗歌中诗与乐的关系”，或者直接说：“诗与乐的关系”。我个人则习惯于分为两句来说，一句是：“歌唱中‘文’与‘乐’的关系”——歌唱，就是“文”与“乐”的结合;再一句是：“韵文与音乐的关系”——虽然任何韵文(甚至散文)都可以付诸歌唱，但是在现实中，是有一些韵文体裁及作品并不为歌唱而写作。 　　我读过一些有关的文著，参加过多次有关的学术会，可以说，都是这个内容即探讨“韵文与音乐的关系”;相应地，所有这些文著的作者、这些学术会的发起者主持者和几乎全部的参加者都是“文界”的学者。譬如关于所谓“声诗”、关于“词与音乐的关系”等，都是文界人士提出并予以研究的。这个课题，当然不只对于文界，同样地也应对于乐界。音乐界，也有研究“乐”与“文”的关系的，但主要是在今天创作歌曲时“音乐形象”与“歌词意境”或“旋律”与“语音”的关系之类;很少进入到像文界研究“文、乐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至少没有充分展开我国民族音乐与传统韵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出现这个现象也是自然的。我国是“诗文之邦”，几千年来，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消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遗(忘、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乐府、诗、词、(南北)曲等;而欧洲诸国呢?则可以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这种情形只出现于我国的“琴”，但是，琴恰恰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在我国，韵文形成有如上所述的众多文体的篇章构成和句式、格律结构;音乐呢?似乎从未产生过“乐体”、“乐式”的观念(古代没有);而欧洲恰相反，乐体、乐式，从乐句、乐段、和声、对位到乐章、乐曲、交响曲、歌剧等，规范而且完整，而其“文(词)”呢?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的“文体”的。是不是这样呢? 　　近年来，研究界有一种说法，谓：我国文体的发展(如词)是由音乐的体式决定的，说词是“按乐谱填辞”的“音乐文学”，词体的构成是：“依曲定体、依乐段定片、按曲拍为句、据腔押韵、审音用字”云云，这种事是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以宋代而言，词人数以千计、词作数以万计，当然全是“文”作;“乐”呢?除了姜白石在其十几首“自度曲”词作文字边上有不完整(又不知道在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抄错)的乐音符号之外，一个音都没有留下来。而那些“自度曲”，姜白石老先生自己说了，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再然后才有那些乐音)的，哪有先有“乐谱”然后“填辞”的事呢?因为不可能。 　　事实是，无论在历史上以至今日，我国各种体裁、体式歌唱中的“文”与“乐”的关系，总体上是：“文”为主，“乐”为从。稍微具体些说，是四条： 　　一、以文的篇、章为乐的篇、章; 　　二、以文的“韵(断)”处为乐中的“住”——约略相当于今称的“乐段”; 　　三、以文的“句(断)”处为乐中的“顿”——约略相当今称的“乐句”; 　　四、以文句中的“步节”为乐句中“乐节”组合的疾徐促疏; 　　以上四条，罕有例外，在这四条的前提下，在具体的文辞、句字与乐音旋律如何结合的关系上，则可大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稳定的或基本稳定的旋律(我称之为“定腔”)敷唱各种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 　　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构成旋律; 　　前者我称之为“以腔传辞”，典型的是“段谱体分节歌”，如众多的“民歌、小调”及现今的创作歌曲，如《兰花花》可以用完全或基本相同的旋律去唱“青线线那个兰线线，兰个英英地采”和“你要死来就早早死”。 　　后者，我称之为“依字声行腔”，典型的是“曲唱”，如《牡丹亭·游园》[皂罗袍]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其音乐必须按诸字声“阳平/、阳平/、去、上、阴平—、阳平/、阴平—、去”的起伏化为乐音旋律进行组成唱腔。 　　大分有以上两类，然而，我国的歌唱中，“文辞”的地位在总体上始终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是上面说的我国(至少在历史上)没有“无辞之歌”，又一方面，即使是在“以(确定的唱)腔传辞”的歌唱中，如果乐音旋律与字读语音发生太过于矛盾的时候，唱者往往会对唱腔作一些调整即所谓“润腔”、“小腔”去适应字读语音。更多的一些问题不能在这里多说了。 　　所以，回过头来想对音乐界同道们进一言：我觉得有两个现象是不能无视和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