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宗族和社会救济.docVIP

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处于困境中的成员提供物质性的救助和支援，使其免于贫困破产，并增强其适应社会能力的制度和措施。社会救济属于社会保障的一种，是社会对其自身运行的安全状态进行防护和保卫的举措，其主体既包括国家和政府，也涉及团体和个人。北朝战乱迭起，灾荒和疾疫频发，为了保证社会系统的正常有序运转，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多有投身社会救济之举。就基层社会而言，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尤为引人注目，与之相应，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目前，学界对于北朝宗族成员在区域社会中的互动尚鲜有论述，考察宗族在地域社会中的作为，对于揭示宗族在地方上的实际影响大有裨益，本文即对此做一探讨。 一 　　众所周知，宗族是拥有共同的先祖，并且以对祖先的定期祀典为纽带聚合起来的一种社会群体。从世系传承来看，它以父系血缘为依归，即《尔雅·释亲》所言：“父之党为宗族”。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对于同一宗族的成员极为重视，这从以下一段记载中便可窥其端倪。《南史·王懿传》：“北土重同姓，并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太原王仲德于苻秦败亡后南渡，依北方的俗尚投奔王愉，结果遭到冷遇，这一方面说明南北宗族观念有别，同时也揭示在北方人的心目中，族人是相当受重视的，倘若有人登门，通常都会受到接济。王仲德的贸然之举，可以说是有深刻的历史和时代根源的。十六国、北朝时期，战火迭起，烽燹连绵，人们为了在战乱中求得生存，不得不依靠群体的力量，而宗族这种以父系血缘为主要特征的集团，以对于共同始祖的追溯认同作为整合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人们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从而成为群体进行聚合时的首要选择。出土的造像碑中可见许多同姓聚居于同一地域的现象，正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再现。如北魏景明四年（503年）四月二日幽州范阳郡当陌村由高伏德、刘雄领衔，约三百人参加的造像，以及次年（504年）三月九日高洛周领衔，约七十人参加的造像活动，其出资人中，以高姓占绝大多数。（1）东魏李氏合邑百余人造像碑”就是李氏宗族的造像。（2）周天和元年（566年）二月八日“合村长幼造像”中，其参加主体则为陈姓村民。（3）长期分裂战乱，当时的民众不得不利用同宗血缘关系，纠合宗族乡里，结坞自保，聚族而居，“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4）体家庭需仰赖于宗族的力量才能生存下去。宗族成员之间结合相当紧密，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疏宗末属屡有赈赡之举，所谓“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就是对这种凝聚力的一种高度概括。 　　北魏建国以后，旧有的坞壁逐渐解体，但宗族组织的影响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5）宗族组织的外壳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富有的宗族成员对于贫困族众的赈济，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种赈济，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平时对于族中孤弱和单寒亲友的救恤。如北魏平青齐以后，高聪徙入平城，“与蒋少游为云中兵户，窘困无所不至。族祖允视之若孙，大加周给。……亲族有孤遗者，必加赈赡。朝野以此称焉。”（6）杨愔家门遇祸，“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孙女数人，抚养孤幼，慈旨温颜，咸出人表。重义轻财，前后赐予，多散之亲族，群从弟侄十数人，并待而举火。”（7）司马裔“不事生业，所得俸禄，并散之亲戚，身死之日，家无余财”。（8）救济涵盖面甚广，诸如资助贫困族人婚丧嫁娶以及维持日常生活，赡养族中孤老疾弱，抚育那些幼年失怙的子侄等，皆在其列。二是战乱和凶荒之年富者对贫者的存恤。如房景远“重然诺，好施与。频岁凶俭，分赡宗亲。”（9）是平时的例行救恤，还是凶荒之年的赈赡，都颇为时人所重。 　　北朝由宗族发起的社会救济，看似一视同仁，实际上并非如此，救济的主体同客体之间有亲疏远近之别。一般说来，宗族成员之间，在五世以内，缌麻亲以上，存在比较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无论是赡恤、供给，还是朝廷的赏赐、复除、荫任，都在这个界限以内。事实上，这也正是家族的范围，这一时期，开始准五服以治罪，即家族主义在刑罚方面的反映。而五世以外，缌麻以下，宗亲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比较浮泛和散漫，在文献中常以“疏族”名之。救济也是如此，从赈济的对象来看，遵循着由近及远的原则，由近亲及远亲，拥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排在前，如有余力，则依次惠及旁人。这种次序的安排与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提及的“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或逾越”若合符契。其目的首先是收宗睦族的需要，其次也是力求公正，以避免不必要的纷争。事实上，这里牵涉的主要是施济范围与限度的问题，鉴于各人的经济实力，救济不能无限度地进行，超过一定的限度与承受能力，赈济的力度与辐射范围必然逐级递减。 　　就支出原则而言，许多达官显宦和富商巨贾，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