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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命,干预自杀 　　“关爱生命,关注自杀”是不可能靠我们写一篇文章、做一个专题,呼吁建立健全干预援助机制,加强个人心理健康素质等就能解决的,它是我们社会永恒的话题,只有整个社会都来关注这种现象,对人们的身心健康给予更多关怀,才能让那些压抑阴郁的人们也能享受到阳光的灿烂与温暖。 　　 　　2010年,富士康的跳楼事件频频发生,多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失去了生命,其中两位仅有18岁……一时间,世界闻名的富士康公司和风流倜傥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深陷“跳楼门”风暴里,成为千夫所指的“台湾之耻”,而那些以跳楼这种极端方式放弃自己生命的年轻人,则让“自杀”这一敏感话题再度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在过去的45年里,全球自杀率上涨了60%,导致全球年龄在15―34岁之间的人死亡的第三大死因,其死亡人数超过了武装冲突中死亡的人数,近年来全世界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未遂的人数则可能是自杀死亡者的10倍-20倍。在美国,自杀的人数超过了被谋杀的人数,英国6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想到过自杀。而中国平均自杀率为23-10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引发疾病的第二大病因,那时每年将有150万人死于自杀。可以说,自杀已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如果说与疾病作搏斗的海明威吞枪自尽是为了维护他“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击败”的男人“尊严”;如果说失去至爱的三毛自缢是为了远离欲世的纷扰去另外一个世界与她的荷西一起携手继续流浪;如果说一代佳人阮玲玉用安眠药安静离开是为了表示清白,向残酷的世界作最后的抗争。那么,富士康的员工,以及一些大学生、青少年为何要用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放弃生命呢?类似的自杀现象提示了什么呢?它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呢?我们社会和个人能对减少直至杜绝这类极端事件的发生做些什么呢? 　　自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许多研究表明自杀与严重的抑郁症有关系。大约有2/3的自杀者在自杀时感觉沮丧,虽然很多研究都不愿意承认是抑郁导致自杀,但实际上两者联系紧密。而在所有的群体中,年轻人承受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也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从1950年起,英国和威尔士年龄低于45岁的人自杀率上升了一倍。布里斯托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代社会中可以帮助年轻人走出自杀阴影的因素越来越少:比如一份稳定的工作或一个稳固的家庭。”研究表明,吸毒、酗酒、攀升的离婚率和大范围的失业都将引起年轻人自杀。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工业区,丧失了生活来源的人们得抑郁症的可能性最大,而生活在环境宜人的都市郊区的中等收入的居民得抑郁症的可能性最小。对我国来说,发生自杀这种极端行为的原因,首先是我们的社会、学校和家庭对年轻一代都缺乏必要的挫折教育和心理素质教育,使成了年轻一代的心理素质不高,面对压力时缺乏相应的应对能力。其次是年轻员工抗压能力差、心理脆弱,现代大城市中的打工族多为80后、90后,这代人多是独生子女,很自尊、梦想很大,但抗压能力和吃苦能力却差得多,进入现实工作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让这些心理尚未成熟的打工者难以适从,遇上挫折后容易对学习和生活丧失兴趣,产生厌世感,一些人还会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三是企业对这些员工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年轻人缺乏人文关怀,对员工受挫后出现的不良情绪听之任之视而不见,与员工间缺乏情感交流,加重了他们的挫折感和孤独感,时间一长,不良情绪累积起来,造成了极端行为。 　　法国哲学家加缪认为,“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这一行为对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心理、社会和经济上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中国,每年有13.5万未成年的孩子经历母亲或父亲死于自杀的伤痛,1500多万自杀死亡者的亲友因无法面对亲人自杀的现实,接受过各种类型的心理帮助。 　　坐在落地窗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窗外的阳光灿烂而温暖,可我的心情却无法阳光起来,“自杀”这一刺眼的词语,这一敏感的话题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事实上,“关爱生命,关注自杀”是不可能靠我们写一篇文章、做一个专题,呼吁建立健全干预援助机制,加强个人心理健康素质等就能解决的,为“富士康现象”求解,是我们社会永恒的话题,只有整个社会都来关注这种现象,对人们的身心健康给予更多关怀,才能让那些压抑阴郁的人们也能享受到阳光的灿烂与温暖。社会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只有人们身体健康了,生活健康了,我们的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