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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摘要】新制度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新理论,本文主要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上,阐述新制度主义的三个主要流派及其主要观点。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制度;流派 　　 　　新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80年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其内部流派众多。如盖.彼德斯把新制度主义分为规范性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实证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国际制度主义7种。克拉克教授认为新制度主义只有两个流派或两种分析路径,即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和以结构为基础的新制度主义。而在学术界最普遍被接受的分类方法是由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提出的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 　　(一)历史制度主义 　　理论界关于历史制度主义内容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有学者认为“制度是与组织和正式组织所制定的规则和惯例相连的。”[1]其范围涵盖宪政秩序、官僚体制内的操作规程和对工会行为起管制作用的一些惯例。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变迁一般来说可内生地归因于制度本身的运动所引发的变迁。更进一步说,制度变迁也可归因于技术变迁,政治变迁和观察到的组织失灵。制度变迁也可以由人口的增长而引发。”[1]但是制度变迁是渐进的,是在既有的制度基础上的创新,而非对制度作全面的理性设计。还有学者认为,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而路径依赖“由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规模经济和与现存组织相联系的范围、合作的失败,以及分配问题而引发。”[2]彼得?豪尔与罗斯玛丽?泰勒认为,历史制度主义具有四个明显特征:(1)它倾向于在相对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制度与个人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2)它强调在制度的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3)它注重分析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意外后果;(4)它关注将制度分析和能够产生某种政治后果的其他因素的整合研究[3]。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将理性选择与制度研究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个流派,有学者认为理性制度主义主要有三大结论:(1)理性制度主义把政治视为集体行动的困境,当每个个体采取行动以实现个人偏好的最大化时却可能产生对集体而言为次优的结果,造成这种两难的原因是缺乏推动人民合作以实现集体目标最优的制度安排;(2)制度的存在就是因为它具有保障个人需要和减少这种保障费用的功能,在政治交往活动中行为者相互达成契约,形成规范,目的是从合作中获得收益实现双赢,制度的创造及其变迁就是相关的政治行为者之间战略互动形式;(3)制度影响政治行为者之间战略互动形式[4]。近期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出现了对公共事物治理的研究,如埃利娜.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等著作中,对理性选择理论由于从个体理性出发忽视制度因素所得出的“公用地悲剧”结论的批评,运用制度分析补充理性选择分析,提出了“多中心治理”和“自主治理”的基本观点[5]。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 　　关于社会学制度主义,朱德米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用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提出“制度与个体之间又是高度互动的,个体在行动过程中强化了这种制度认知。个体行动的逻辑是与制度所规定的规范相适宜,而不是建立在手段――目的或功利最大化基础上的。换言之,它是以社会适宜逻辑为基础”[6]。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不仅包括正式的制度、规则、规范和意识等,还包括意识文化等道德认知领域的内容,认为社会制度主义“更多指的是非正式的制度和文化的影响”[5]。社会学制度主义批判“偏好在一个社会中发展并通过社会化得以传递,资源通过某些广泛的社会过程在政治行为者之间得以分配,博弈的规则要么是稳定的、要么通过一个不同于日常政治活动的革命性的干预得以变化”的观点,认为个体的偏好、资源分配和博弈的规则都是内生于制度的。 　　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存在同源性,三者同属于新制度主义,具备新制度主义的所有特征。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促进新制度(下转第268页)(上接第267页)主义的发展,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不同层面的研究方法和工具。 　　参考文献 　　[1]阿弗纳.格雷夫,历史制度分析:从经济史角度研究制度问题的新进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 　　[2]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5) 　　[3] [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书店,2000 　　[4]王珍珠,浅析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及流派[J].学术探讨,2008 　　[5]刘燕,论新制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