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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最大的障碍来自本身 　　当时《红高粱》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标志性作品，过了这么多年，再回顾这部作品你怎么看?这部作品当时的版权费是多少? 　　在1980年代，《红高粱》这样的作品是饱受争议的。现在我们看是没有任何问题了，写土匪抗战、妓女抗战、国民党抗战都没有问题。但过去我们写到国民党的军队是丑化的方式，把坏人写得一无是处、道德败坏、容貌丑陋，这在电影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红高粱》这部作品的版权费是800块，当时就是这个价儿。 　　有人说你是中国的马尔克斯，但是你在各种公众场合表示过对这个称呼并不满意，为什么? 　　我的确不太高兴这个称呼，我就是中国的莫言，为什么要说我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呢?当然在当年大家这么说我时我是很得意的，只不过现在年龄大了，脾气也大了。但是也没关系，这也是一种很尊敬的称呼，因为马尔克斯也是一个令我们很尊敬的老师，我们读过他的书，也是他的弟了。有的不愿意承认，有一些是羞羞答答地承认，我一直是非常坦率地承认，我曾经受过马尔克斯很深的影响。 　　据说马尔克斯当年不愿意把作品引进中国，现在又答应了，这说明了什么? 　　因为中国是1992年才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在没有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之前，外国出我们的书是没有必要和作家事先商量的，中国出外国作家的书也是可以随便出的。 　　马尔克斯1990年来过一次中国，看到他的书在书店里面摆了很多，而他没有得到版税，他当时很愤怒，扬言在他死后150年不跟中国谈版权的问题。但是最近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出版商慢慢财大气粗，关于马尔克斯版权的问题，有很多出版商一直私下里和马尔克斯的经纪人联系，他要价非常高。连老马这样的人，发下了那样咬牙切齿的誓言也顶不住金钱的诱惑。据说新经典出版社以150万美金买下了马尔克斯的版权，到底是用多少钱买下了一本书的版权，这个也是一个谜。 　　你过去的作品大部分是魔幻的，但是必威体育精装版的作品《蛙》，却是一个写实的作品，这是一种回归还是新的尝试? 　　写《蛙》的时候我是老老实实地塑造“人”的形象，里面写了一个乡村医生。这样公正的读者和苛刻的批评家都不会再说《蛙》里面依然有《百年孤独》里面的东西了，因此我说终于可以离开马尔克斯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终于可以靠近他了，因为我觉得我把中国的魔幻素材处理得和他不一样，这个过程是如此的痛苦也如此的漫长。 　　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属于什么地位? 　　最近几年中国文化界也在千方百计地对外介绍中国文学，很多大学有对外翻译中心，国家也拿出了很多钱来扶植中国的文学对外翻译，但是有的作品翻译过去实际上是没有读者的。因为这些作品的立场太过明确，并不是站在一个全人类的高度和立场来进行它的描写，而是站在一个相对的局限的角度上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是非观念来进行描写的，这就使文学丧失了普遍性。真正被世界读者接受的，真正变成世界文学组成部分的，就是描写普遍人性的部分。只有描写了普遍人性的作品，只有排除了窄狭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性的作品，才能够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村上春树在中国很为年轻人所接受，你如何看待他的作品? 　　村上春树的作品在日本也是很洋的小说。对于日本的小说，读过大江健三郎就知道，他特别注重私人的角度，私人小说讲述的就是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情感经历放大一下，这个是日本小说的传统。而村上春树的作品，《挪威的森林》几乎是抹掉了日本文化传统印记的小说，所以被世界很多的年轻人接受。 　　你认为作家的社会地位高吗? 　　我想拉丁美洲地区作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马尔克斯、略萨他们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而略萨也参加过总统的竞选，第一轮是票数领先，第二轮被人打败了。我现在难以想象中国有一个作家可以参加总统竞选，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在中国，西安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在西安作家真的是社会名流，走到大街上，据说是你问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问西安的一个著名作家的地方，他都会把你拉过去，这在广州或者北京都是不可能的。 　　在国外很多作家都承担了社会责任，但是很多中国作家陷入了功利写作，你认为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 　　中国作家经常会走两个极端。第一是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把文学作品当做政治的附庸，把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定义，把文学变成了歌功颂德的工具，这是很笨的。第二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反向的观念，就是我们不再用文学艺术来歌功颂德之后，反而出现了用文学艺术来揭露或者是批判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不对的。文学就是文学，绝不应该回避政治，但是好的文学一定要文学大于政治，政治只不过是小说里面描写的一个环境。 　　前段时间2010年诺奖得主略萨访华，有记者说中国作家追星，你当时也在现场，这是怎么回事? 　　当时第一个发言的人是我，我说：距离略萨两米的地方讲话是我几十年前的梦想，今天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