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民主观的视阈转换及走向马克思主义.docVIP

　　陈独秀民主观的视阈转换及走向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民主观的视阈转换及走向马克思主义 　在求索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陈独秀民主观的视阈从政治转向社会，从仅仅进行伦理的思想革命转向如何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从而使原先的高调的民主观获得了更加充实的内容，并将其实施的时间从未来的某一个时期拖回到当下这一阶段。之后在寻求如何改造社会的途径上，陈独秀选择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渐渐走.L.向马克思主义。 　　一、陈独秀的民主观 　　陈独秀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这种思想具有鼓动全民积极参与的外在取向和内在冲动，这构成了他一以贯之的思想背景。 　　近代西方民主思想中有两种民主观念，一种是低调的民主观，一种是高调的民主观。低调的民主观认为人是有缺陷的，因而要设置一种制度予以限制，正如柏林所言，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观，是免于的自由；而高调的民主观则与之相反，它认为民主是为实现一种道德理想而设置的，是一种积极的自由观，是去做的自由。 　　张灏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大约而言是倾向于高调的民主观，而对于低调的民主观则甚少措意［1］。确实如此。西方的民主观一进入中国便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要解决中国问题，即要将落后的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民主思想者都把民主作为拯救中国弊病的良方，尽管有人追求这种价值理念本身，但少之又少。陈独秀也是沿着这一理路前行的，他作为启蒙者进入历史舞台的中心便带着这种高调的民主观。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2］78又说：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318从这些言词中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已将民主进行了价值升格，对其社会效能给予了极高的期望，在将其作为救国工具的同时也把它树立成了取代儒家思想的新偶像。高调的民主观移入中国之后，其表现在人的行为上具有双重性：一是作为个人的信奉，个人要去积极参与现实的实践；二是作为传统价值的可替代物，使之具备鼓动全民积极参与的特性。陈独秀要用这种民主去唤醒全民，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在政治视阈之下，选定了通过教育青年进行思想启蒙、伦理革命以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 　　二、政治视阈里的新文化运动 　　与严复时代的开民智和梁启超时代的新民有所不同的是，陈独秀把民的内涵扩大化，由知识精英扩大到普通国民。但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政治视野里的运动，仍然是以政治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话语单位的。 　　解决政治问题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初衷。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其动机是政治性的，文化的颠覆与重建是从现实政治的政体实践情况推演而来的。陈独秀说：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处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2］104又说：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一起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2］108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逻辑：民国共和政治的失败不在政体本身之优劣，而在于这仅仅是党派运动的结果而无国民运动；在党派运动中，国民不曾自动参与则在于国民思想并未觉悟，而国民思想中最根本的觉悟则是伦理的觉悟。于是，他得出结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首先必须唤醒国民，颠覆传统文化，重建价值体系。 　　解决政治问题是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归宿。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秉承不谈政治的理念，集中火力攻击儒家思想。其发表了诸如《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抵抗力》、《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多篇切中要害的文章，并同时造成一种颠覆儒家传统的社会氛围，打倒孔家店（胡适语）的口号响彻云霄。但从1917年3月开始，他又陆续发表了《对德外交》（1917年3月1日）、《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1917年4月1日）、《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917年5月1日）、《答李亨嘉（对德宣战）》（1917年5月1日）等文章，讨论起了政治问题。如他说：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以寻常外交视之，此吾国民应有之觉悟也。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以促政府积极之进行，绝对不可袖手勿置可否也。［2］181他痛切指出：恶闻战争，乃吾国民之恶劣根性。［2］196在这一年七月一日《答顾克刚》中，陈独秀对重视政治作了理论上的阐释。他说：重视政治是当前必经的阶段，中国政治败坏正是因为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政治，而今后应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