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浦的“前世今生”.docVIP

洋浦的“前世今生” 　　 　　洋浦，一段拥有天然良港的黄金海岸，历史上曾多次被看好并列入开发议程，但总是由于各种原因，阴错阳差地一次次错过机会。 　　2007年9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洋浦成为中国第4个保税港区，它又一次肩负起领跑海南发展的历史重任。 　　 　　一波三折的洋浦 　　1997年，记者曾赴洋浦经济开发区采访，两幢寂寞的高楼、大片荒芜的土地、懒懒散散的羊群定格在记忆中。当时同行的记者给了一个形象的描述：“洋浦正在晒太阳。” 　　“那会儿应该是洋浦最萧条的时候”，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副秘书长程涛说。程涛1994年“一腔热血”从湖南应聘到洋浦，十多年里，经历了洋浦的起起落落。他告诉记者，与所有的洋浦人一样，他期盼过、失落过、失望过，而今对洋浦充满了信心：“虽然未来还是一张蓝图，但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洋浦现在是走到了自己应该走的正确道路上来了，我们都讲是‘切对了脉’。” 　　“洋浦的起点很高，但‘时运不济’”，现任洋浦广播电视台台长的黄远舶，在洋浦工作了多年，也见证了洋浦的红火和低迷。 　　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谋划，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8年底，海南建省之时，海南省委和省政府正式向中央请示，将洋浦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成片开发，期限为70年。 　　一时间，洋浦被称作为“特区中的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睛雨表”。 但很快，由于对这种开发模式认知的不同，引发了一场“洋浦风波”，洋浦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作为提出“把海南建成南海战略基地、建设洋浦自由工业港区”的学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院的执行院长迟福林对这场“风波”记忆犹新：1989年1月，5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洋浦开发租地70年给外商的模式在5位饱经忧患的老科学工作者胸中激起了波澜。他们通过全国政协正式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紧急呼吁”，首次提出了洋浦“租界”内的“主权”、“民族尊严”等重大原则问题，一时引起巨大的波澜。 　　“最后邓小平拍了板，洋浦才起死回生，否则洋浦开发可能就是一句空谈了。”黄远舶感慨地说。至今，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入口，邓小平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批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的巨幅牌匾显得异常醒目而意味深远。 　　1992年初，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并赋予其更为优惠的政策，洋浦开发区成为国内唯一享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 　　不过洋浦很快被卷入到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由于急需大量开发资金，不得不依靠卖地来筹钱，1992年到1993年，熊谷组以每亩300万元左右的价钱卖出去900多亩地。随着1993年宏观调控，海南地产泡沫迅速破灭，洋浦开发开始走入低谷；其后，亚洲金融危机又来临，熊谷组陷入困境。 　　“后来，熊谷组撤出，由光大来接手。但也还是扯着地价的问题。地价还是居高不下，地攥在开发商的手里，政府着急也没办法。”黄远舶介绍说，当时政府没有招商的职能，只是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制订了很多优惠政策，想把洋浦激活，但出现的是“两张皮”的现象。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个管天，一个管地”――政府管天，虚无缥缈；开发商管地，实实在在。 　　洋浦只能沉寂！ 　　 　　政府主导洋浦的发展 　　2000年开始，由于对招商和土地政策开始调整，洋浦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黄远舶介绍说，2000年针对洋浦“久开不发”，海南省政府上报中央。经国务院批准，洋浦土地开发模式由外商主导开发转变为政府主导开发，政府对于招商项目的选择、土地的开发利用，会按照洋浦长远的发展规划来做，而不会着眼于短期效益，或者靠出让土地来赚钱。 　　洋浦开始“活”起来。通过“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的策略，“再造洋浦”的战略得以推进。仅中石化集团800万吨炼油项目、印尼金光集团100万吨制浆项目建成投产，每年销售收入就达380亿元，成为洋浦快速行进的火车头。而正在推进中的还包括150万吨的烯炔、100万吨乙烯、160万吨造纸、1000万吨石油商业储备等项目。这些大项目不仅能迅速拉动经济增长，而且也带动和形成系列产业落地。 　　蒋丽芬见证了这一变化。1995年，17岁的“川妹子”到洋浦打工，在餐厅做服务员。“洋浦遍地都是仙人掌，路一点都不平，连路灯都没有。”不过当时洋浦还在炒地皮“余热”期，人来人往地不少，但很快就消停了，打工也挣不到什么钱。蒋丽芬随当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回到广东老家。1999年底，听说洋浦政策很优惠，要进大项目，他们就返回洋浦做生意，开了一个只有两间门面的小餐馆。后来生意越做越大，现在餐厅已经有1000多平方米了。“大项目一开建，一下子会有1万多人进来，生意立刻火爆。项目建成后，工人一撤，我们的生意就淡下来。”所以她能根据就餐人数的多少和新面孔的变化，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