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终点的“站台”.docVIP

没有终点的“站台” 　　1997年，因为我们的首部录像短片《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短片展上获奖，吸引了香港一家制片公司的投资，我们有机会制作一部电影，但预算只有三十万。三十万能干什么呢?贾樟柯没有考虑《站台》，那显然是一个大的计划，需要更多的资金。过年回家，他写出了《小武》，我们用二十一天完成了这部电影。 　　《小武》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参加柏林电影节的青年论坛后，欧洲影评如潮，很多西方传媒称贾樟柯为亚洲电影希望之光之类。更有法国《世界报》著名影评人米歇尔?福东说“直到昨天贾樟柯还不为人所知，但他肯定是一个杰出的电影工作者。”以后《小武》被多个重要国际电影节邀请，并不断有获奖消息传来。以至于后来大家开玩笑，如果贾樟柯哪次出国参加电影节拿不回来一个大奖就算是失败。接着就是国内众多媒体的采访，他的手机响个不停，各种聚会和采访不断，有时候甚至在一本教女性如何打毛衣 　　刚上大学的时候，贾樟柯就和我讲过《站台》的故事，也记不清楚那个时候是否已经取好了片名。只记得他讲到激动处，会取出录音机给我放《站台》，那是一首在八十年代中期很流行的摇滚歌曲，因为年龄太小，我对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不是很熟悉，只记得在卡拉OK上好像听见过这首歌的旋律。我对此反应不大，只有蹲在床边的贾樟柯眼中有异样的光芒，说这是他最想拍的电影。后来我在考研究生时，复习英语，发现了站台的英语platfom还有“党章；党纲”的语意，他听了很兴奋，谁都希望自己的电影有多义性。 　　第一次见到《站台》的剧本远在拍摄《小武》之前，记得剧本断断续续，大多是他青春期的回忆。在此之后，关于《站台》有过多次交谈，我想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抹去八十年代的记忆，更何况在贾樟柯的剧本中有太多的乡愁。他想把《站台》拍成一部普通人的史诗，更有一种野心，想讲述那个时代的变化的杂志上看见关于他的介绍。贾樟柯被嫉妒的同行称为“青年电影活动家”。 　　1998年秋，贾樟柯参加韩国釜山电影节，剧本《站台》参加电影节组织的首届剧本比赛获得了大奖。他在众多的制片公司中选择了T―MARK，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制片人市山尚三监制过包括《海上花》在内的三部侯孝贤电影。他相信这个组合可以使他获得投资，同时保持创作的独立。不久法国外交部通知贾樟柯，《站台》的计划获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七十万法郎的资助。 　　虽然《小武》不断地获奖，但无法在中国公演，贾樟柯还是不免有些失落，因为他想让自己的电影让中国观众看见，毕竟电影是在这片土地上拍摄的，是在拍摄这些人民，任何一个电影艺术家都不希望自己的电影在国内传播时，只是小规模的学术放映。所以在启动《站台》之前，他急迫地希望《站台》能够获得电影局的通过，能让更多的观众看见。要获得拍摄许可，第一步就是要和国内的制片厂合作，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国家配给的电影生产指标，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被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上海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而且上影厂好像对年轻人的创作比较支持，我们同年级分配到上影厂的同学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到上海进行了合作意向的讨论，上影厂的人也比较感兴趣。 　　可能上影厂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北京解决贾樟柯的拍片资格问题，贾樟柯决定回到北京，去北影厂谈合作的可能性。北影厂地处北京，可能和电影局联系比较密切，更有几个有影响的人物喜欢《小武》和《站台》的剧本，他们愿意为他奔走，而小贾能做的只有等待。 　　1998年的电影产量只有可怜的五十部(这当然不包括地下电影，在那一年据说至少有十部地下电影在拍摄中，而且可能以后几年会越来越多)，而全国各电影厂的生产能力最少也应该达到一百五十部，电影体制像一个后母，在虐待自己的孩子，希望她早一点死亡。总是在拍摄一些绝对没有市场的电影，观众对引进的好莱坞电影也渐渐失去新鲜感，电影已不再是人们关心的话题。但还是有人在窥探中国电影市场，WTO与美国政府的谈判有了结果，在几年后的一个时间，允许三十部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并且美国电影公司可以在中国修建影院，这一定是一个更可怕的打击。曾经是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地的台湾，就是由于这种类似的政策，十年之内成为了一个只能由政府投资生产艺术电影的地方。 　　这时候北影厂传来一些比较乐观的消息，贾樟柯觉得应该开始做一些筹备影片的工作了。首先就是演员，在选择演员上他还是坚持使用非职业演员，在剧本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寻找演员的工作。另一个副导演陶军和贾樟柯一起找演员，走了许多地方，最后还是在太原山西大学师范学院的一堂舞蹈课上，终于找到了《站台》的女一号。做舞蹈教师的赵涛在外形气质上与贾樟柯所写剧本中的女一号十分相符，电影的准备工作实质性地迈出了一步。 　　贾樟柯设想《站台》中需要拍到四季的场面，已经是1999年的9月份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时候都认为很快能拿到拍摄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