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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转型（文论天地　建言·文化体制改革(2)） 胡惠林《 人民日报 》（ 2010年09月21日 ? 24 版）　　文化“走出去”战略是近几年来我国关于文化发展最突出的主题之一。这个战略是在我国入世过渡期结束之后、文化产业开始深度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中提出来的。一方面，它是我国经济“走出去”在文化产业发展领域里的必然延伸，同时也是我国文化市场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如何克服入世后我国文化产业被动挨打的局面，变消极应对为主动出击，通过积极扩大国际文化贸易、克服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走出去”战略首先是作为面对WTO，中国文化管理与文化产业政策选择提出来的。改革我国的文化外贸体制，建立新的文化外贸制度，制定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鼓励文化产品出口，充分利用WTO提供的全球文化市场，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是它的主要内容，并且首次提出了“制定国家长远的实施对外文化贸易战略。”这也是有关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需求，并且随着国家相关战略的提出而提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问题和战略问题研究，既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特点，同时也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局限性所在。在关于如何“走出去”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与这一战略本身的规定性相关的“单向性”，缺乏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国际化战略的整体性思考。 　　文化走出去，不只是文化产品走出去。文化产品的走出去，只是整个文化走出去战略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一系列积极倡导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研究文章，西方国家的文化经验是所有这些文章观点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在所有这些论据中，引用最多的也是影响最大的就是西方国家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体制安排，以及依此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法律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在介绍和引进西方的经验作为倡导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参照的同时，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文化体制和文化制度的理论主张和安排模式，在“借鉴”的名义下“走进了”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业制度的建构之中。西方国家的“文化战略”，不仅仅是文化产品对中国的大量出口和“贸易顺差”，而且也包括文化制度理论和制度模式的“对华出口”和“贸易顺差”。中国已经走过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后过渡期。在今后漫长的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所遭遇到的不仅仅是好莱坞式的文化产品市场的巨大挑战，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品市场背后所蕴藏的整体性的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制度性挑战。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关于碳排放问题之争，是一次重大关于未来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的新价值观之争，一次新的全球国际文化战略竞争的预演。低碳问题不仅是经济战略问题，而且也是文化战略问题。话语权和道德高地在今天和未来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文化制高点的战略主导作用。因此，面对国际文化战略低碳竞争时代的到来，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产品的国际文化贸易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逆差”的扭转上，尽管这些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是极其重要的。中国要在未来的国际文化战略竞争中真正获得文化战略竞争优势，就必须在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实现战略创新，建立起国际文化市场规则的中国标准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观念。文化制度和文化标准的国际化，才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与根本。创建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和共同发展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其中包含着巨大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和国际文化产业制度创新机遇。谁能够在这一巨大的历史机遇当中率先获得创新的成功，谁就能形成和拥有巨大的“软实力”和“文化核心竞争力”，谁就将占领未来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高地，影响世界文化整体发展的走向。 　　文化产业属于低碳经济范畴。但是文化产业也有“低碳”和“高碳”之分，也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文化产业在扭转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自身也有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低碳”问题具有全球问题的普遍性价值取向，具有广泛的国际共识和认同。已经有英国研究小组正在对每一张光盘生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研究。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生产在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碳排放”问题已经被纳入了像英国这样的“碳主导”战略的大国时间表，一旦这样的研究成果发布，并且成为西方大国用以制定新的国际文化贸易的“碳排放标准”并以此来建构新的国家文化商品的交易秩序，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音像制品出口大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就将在“碳”问题上遭遇到西方的战略堵截。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产业的粗放式发展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不仅一再受到国内舆论和公众的严肃批评，而且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非议甚至抵制。因此，面对正在重构中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在文化资本利用、文化资源项目引进和开发上，在国际文化贸易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