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pptVIP

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和共生：传统史学中核心问题 直书与曲笔——以唐代史学为例 （一）何谓直书，何谓曲笔？ （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 （三）唐代史学中的直书现象 （四）传统史学中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因 （五）直书与曲笔背后的规律性认识 （一）何谓直书，何谓曲笔？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善恶必书，故称实录。 曲笔就是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把直书视为“君子之德”，把曲笔视为“小人之德”。 在我国封建社会，官修史书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直曲相杂，冰炭共器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中，尤为突出。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中的《直书》与《曲笔》两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发，针对着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况。 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家，若能“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定会受到人们的钦佩和纪念，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相反，那些“舞词弄札，饰非文过”，“事每凭虚，词多乌有”，“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采取种种方法“曲笔”作史的人，根本不配史家的称 号，而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他称颂“直书”，鄙夷“曲笔”，好恶褒贬的态度，跃然纸上。 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长期担任史职，“兼修国史”，名位显赫。然而，却一度要求辞去史职，决心从事私人著述。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 “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 从何在？” 最后，他主动辞职，离开史馆。  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封建史家来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气节。 从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上的经历，我们不难窥知在唐代史学领域中，“直书”与“曲笔”的斗争是何等尖锐！ 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 唐代，是我国史学领域果实累累、大放异彩的时期，其成就是极为可观的。但是，曲笔作史者亦往往不乏其人，从而在唐代史学上投下重重的阴影。 曲笔作史的原因:或受人私惠，欲报己仇；或阿时取容，谀言媚主；或掩饰自身丑行，夸张故旧美德；等等。质言之，一为谋财，二为谋位，三为谋名。即刘知几所谓: “假人之美，借为私惠”，“诬人之恶，持报己仇”；“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荣”。足见曲笔作史的人，在个人品格上是十分低劣的，在政治目的上是极为肮脏的。 在唐代史学中，以“记事阿曲”而臭名昭著者，莫过于许敬宗。 许敬宗在太宗、高宗二朝历任史官，朝廷的许多著述工作，都由他主管。然而，许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身为国史，窜改不平，专出己私”。 《旧唐书》指出：“初，高祖、太宗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 那么《旧唐书》何出此言呢？ 《旧唐书》所论，是有根据的。其一，由于封德彝曾揭露许敬宗在其父遇害时表现得贪生怕死，因而“敬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 其二，左监们大将军钱九陇本系皇家奴隶，“敬宗贪财与婚”，嫁女予钱，“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使钱九陇在“国史”中居显要地位。 其三，“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赔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并把唐太宗赐给长孙无忌《威凤赋》一事，移至尉迟敬德名下。 其四，庞孝泰本是个平庸无能的将领，曾随太宗出征，为敌所败；但“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冠以“名将”头衔。 《新唐书》指出：许敬宗于“贞观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喜谓所亲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 可见，许敬宗原来是要靠着曲笔作史来成立“门户”的。 而这种人，正是刘知几所痛斥的“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 然而，像许敬宗这样放肆地曲笔作史，即使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也难以通过。后来唐高宗“诏刘仁轨等改修国史，以许敬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