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伦理学教案︰孔孟的道德学说.docVIP

孔孟的道德学说 孔孟学说的特征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他们的专长就是演礼乐，教诗书，他们也就只能做这些事。他们正如向秀、郭象所说：只能明“古之人”之迹，而不能明其“所以迹”。 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先生，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原来就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他们也讲“古之人”。但他们讲“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讲的，而不是“照着”古之人讲的。孔子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一般儒者本来都是如此。不过孔子虽然这样说，他自己实际上是“以述而作”。因其以述而作，所以他不是儒者，而是儒家的创立人。 儒家是以“说仁义”见称于世的。在中国旧日言语中，仁义二字若分开使用，则各有其意义，就是现在所谓道德。《老子》说“绝仁弃义”，并不是说，只不要仁和义，而是说：不要一切道德。后世说，某人大仁大义，就是说：某人很有道德。说某人不仁不义，就是说：某人没有道德。儒家以说仁义见称，也就是以讲道德见称。 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的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他们是真正了解道德之所以为道德，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他们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不同。 2、仁、义、礼、智 儒家所讲仁、义、礼、智。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到仁义礼智。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从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此四者也是孔子所常讲的，但将其整齐地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 1）“义”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义是道德方面的应该。这种应该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应该，就是所谓“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陈淳语）义是道德行为之所以为道德行为之要素。一个人的行为，若是道德行为，他必须是无条件地做他应该做的事。这就是说，他不能以做此事为一种手段，以求达到其个人的某种目的。一个人无条件地做他应该做的事，其行为是“无所为而然”。一个人以做某种事为手段，以求达到其自己的某种目的，其行为是“有所为而然”。用儒家的话说，“有所为而然”的行为是求利，“无所为而然”的行为是行义。这种分别，就是儒家所谓“义利之辨”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鸡鸣而起，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求利与行义的分别，就是所谓功利境界与道德境界的分别。一个人的行为若是有所为而然的，他的行为，尽管有时是合乎道德，但不是道德行为。他的境界也只是功利境界，不是道德境界。（参考康德的“为了义务”与“符合义务”的区别） 后来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说的话，也就是上述的意思。但是有些人对此不了解。例如颜习斋批评这话说：“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这不谋不计两个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言行录教及门》）此批评完全是无的放矢。既耕种当然谋收获，即荷网持钩当然谋得鱼。问题在于一个人为什么耕种，为什么谋得鱼。若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他的行为不可能是道德行为。不过不是道德行为的行为，也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它可以是非道德的行为，即与道德范畴完全无关涉。（注意“不”与“非”的不同，参考“白马非马”之辨） 儒家所谓义，有时也指在某种情形下办某种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的办法。《中庸》说：“义者，宜也。”我们说：一件事宜如何办理，宜如何办理的办法，就是办这一件事的最好的办法。所谓最好又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就道德方面说，一种是就功利方面说。就功利方面说，在某种情形下，一种事的最好的办法，是一种办法，能使办此种事的人，得到最大的个人利益。就道德方面说，一种事的最好办法，是一种办法，能使办此种事的人，得到最大的道德成就。我们说“在某种情形下”，因为所谓“义者，宜也”的宜，又有“因时制宜”的意义。 照此所说，儒家所谓义又似乎是儒家所说的“中”。办一件事，将其办到恰到好处，就是中。所以说中，也是说办一件事的最好办法。不过义与中也有不同。中也可就非道德的事说，义只专就道德的事说。非道德的事，并不是不道德的事，而是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的事。 有人说：儒家主张义利之辨，但他们也常自陷于矛盾。如《论语》云：“子适卫，冉有仆。子曰：‘矣乎！’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孔子也注意到了人民的富庶。人民的富庶，岂不不人民的利？又如《孟子》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不以梁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