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docVIP

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 ? 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文山很穷,有很多个贫困县。但是文山有一个村子却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致富门路――拐卖婴儿。曾经一度,全村百分之七十几的成年人都加入了这个新行业,人称“拐卖村”.对于邪不压正的执著,才是一个民族得以重生,得以重建的根基。 然而,这样的常态,怎么就会变成全村拐卖婴儿这样的异态呢??具体的生存方式的转变必然会伴随着精神的痛苦,尤其是当新的生存与以往的传统有剧烈冲突的时候。 问：拐卖婴儿的这种行为为什么会出现？ 云南有个地方叫文山，文山很穷，有很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但是文山有一个村子却找 到了一种特殊的致富门路——拐卖婴儿。曾经一度，全村百分之七十几的成年人都加入了 这个新行业，人称拐卖村。 　　年初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久久不能释怀。在传统社会中，一个人偷 偷摸摸地做犯罪违法的事情，会让全 家人抬不起头来。一家人做无本钱的生意，会让全村人瞧不起，连他们家的孩子都找不到人玩。而整个村子从事不名誉的职业，这实在让我难以想象。要知道，盗亦有道，从传统 农民的角度看，拐卖婴儿属于最损阴德的恶行之一，怎么可能成为整个村子的生存和生财之道呢？这个村子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价值感、成就感从何而来？是什么原因 使他们选择这样一种生存方式？难道仅仅是因为穷吗？我想不是。首先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传统。云南还有一个地方叫丽江，在丽江周边有一些以行业命名的村子，比如铁匠村、皮匠 村等，也是全村操持同一个行业。我可以想象，铁匠村的村民跑到外面，遇到皮匠村的村民，拉起家常，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铁匠村的，我打铁的本事如何如何高超；他还可以列举本村的打铁好汉，谁谁谁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谁谁谁有什么 特殊的工具。反过来，皮匠村那位也会有类似的应答与炫耀。这些村子的GDP可能不高，但是他们都能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而自豪，都能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尊严和意义。这种具体的形而下的生存方式和形而上的对生存意义的解释，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他们不仅是某种行业的从业者，也是某种传统的承载者。活得有尊严，有意义，这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本能。而“拐卖村”则整体失去了获得意 义的可能。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皮匠村的某人说，“我是卖孩子的，我拐孩子的本事多么多么高，我一年卖了多少多少个”？我们能否想象，拐卖村的某人会对铁匠村的某人说，“我们村还有一位拐卖大王，本领更高，一年卖了360个孩子，平均每天几乎一个，比去年同比增加40％”？我相信，拐卖村的村民出了村子就会努力遮掩自己的身份，在与人攀谈的时候，会躲躲藏藏，闪烁其词，而不可能像皮匠村里的穷小子那样坦坦荡荡。无论他家有多少电视，多少汽车，年收入多少，他都是不名誉的，阴暗的，也是不可能获得尊严的！人追求的首先是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富裕的、奢侈的生活。金钱，只有在崇尚金钱的社会里，才会使拥有它的人感受到某种意义。所以归根结底，人的意义不是来 自于金钱，而是来自于崇尚金钱的社会理念。而这样的社会理念，必定是在传统丧失之后形成的。只要传统还在，金钱或者GDP就不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在四川的攀枝花钢铁集团附近也有一些以偷盗攀钢为生的村子，说是偷，其实是明火执仗，大摇大摆。他们把偷钢叫做“上班”。有时甚至男女老少全村上阵。对于这些村子的转变，我倒是能够设想出一种可以理解的过程。我想首先是由于攀钢的存在，使部分村子不能够继续保持原来的生存方式。农民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便把攀钢作为报复的对象。我在辰溪采访时，当地农民对国有煤矿也有类似的情绪。所以在当地农民的解释中，首先是攀钢破坏了他们的土地和水源，他们只不过是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在这样的解释中，一个“勇敢” 偷钢者，一个发明了新的偷钢方法的人，仍然会成为村子里的英雄。村民也会在新的生存方式中依然保持着尊严和意义。然而，我相信，即使没有外力的打击，即使攀钢继续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生存方式也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种新的解释可以蒙骗自己一时，却经不起长久的推敲。虽然在村子内部，他们可能还会理直气壮，但是出了村子，他们就会遭到质疑。他们需要耗费大量的口舌才能让人相信，他们偷得合理。我也相信，村里依然会有一些“古板”的人，不肯接受新的解释，不肯加入到偷盗的行列中来。可是，要通过什么样的解释，才能让拐卖孩子的从业者消除内心的罪恶感，并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呢？据报道，在云南很多地区，拐卖婴儿的活动非常猖獗，卖孩子就像卖白菜一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贩子第一次见面就可以当街谈“货”论价。生意越做越大，手段越来越狠，从贩卖到拐骗，从拐骗到强抢。同时，还有些地方自生自卖！一个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有问题；一家人偷东西，我们可以说这家人有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村子，很多村子都偷东西，“光明正大地”偷东西，那一定是社会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而偷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