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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自治权的性质及问题研究 　　近年来，有关社团的案件频繁发生，如长春亚泰诉中国足协案、广州吉利诉中国足协案、杭州养鳖协会案、上海市黄金饰品案、河南啤酒行业协会案。这些案件或者是对社团自治权性质的争议，或者是对社团自治权的内容或行使方式的争议，但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社团自治权。社团自治权是指社团为实现社团目的，按照社团章程对社团及其社员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权利或权力。国内有关社团的研究渐热，学界也有诸多专著、论文面世，但有关社团自治权的研究却极为稀少。面对实践就社团自治权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向理论界提出的诸多疑问，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次粗步的探讨，以引起学人对该问题的关注。转贴于论文联盟 使国家权力，还包括人民通过结社，组织各种社团，参与社会及国家的公共管理。结社权随之成为一项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然而，这是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进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的各种自由之中，结社自由是较晚提出的，在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并没有规定结社自由，直至 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结社自由才正式成为一项宪法权利。在现代人民主权的理念下，社团自治权与国家权力在人民的层面上获得了统一，即他们只不过是人民在管理自己事务时，根据事务的性质所采用的不同的组织形式而已，二者的本源都是人民。社团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同一性，结束了社团与国家对立的历史态势，改变了社团只是国家竞争者的角色，为社团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当代西方国家“合作政府”的模型正是社团自治权与国家权力融合的产物。在人民主权之下得到统一的社团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二者有着相同的属性，那就是它们都来自人民的自然权利，是人民对自然权利的让渡。转贴于论文联盟 权力与社团自治权力量对比决定社团自治权性质的规律，在中国得到了应验。国家权力对不同社团采取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不同社团具有不同的自治权性质。转贴于论文联盟 团自治权是消极权利，属自由权。即属于为国家权力保护而不受干预的权利。但消极权利的行使具有外部性，社团自治权负的外部性的存在为国家权力对社团自治进行干预提供了正当性。但并非只要社团自治具有了外部性就一定要由国家权力进行干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对社团自治权合法性认可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某一事项选择由何种权力行使管理权的过程。这种选择要考虑到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社团自治权外部性所涉及利益的性质，二是国家权力介入自治事项后对外部性消除的效果，三是国家权力介入时有可能带来的新的外部性。选择就是对这三者综合考虑的结果。当社团自治权的外部性仅涉及社团内部利益，国家权力对其在客观上无法介入时，国家权力不予介入，完全交由社团内部的纠正机制解决其外部性。这种根本不受任何国家权力干涉的社团自治权，笔者将其称为绝对的社团自治权。当社团自治权外部性涉及社团以外的私人权利，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己任的国家权力不得不介入，而国家权力介入又有较大的外部性时，国家权力的介入应采用危险性最小的权力。在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中，司法权被西方称为危险最小的权力，因为它是消极性的权力，权力启动程序交由利益相关人自治，且司法权运作的程序最为公正和公开，因此当社团自治权外部性涉及私人利益，应由国家权力介入时，所介入者应当是司法权。由于这种社团自治权只受司法权的制约，仍然享有完全的自治，笔者将其称为完全的社团自治权。当社团自治权外部性明显地侵犯公共利益，必须由行政权力介入时，行政权才在最后介入。对这种受到行政权力限制的社团自治权，笔者将其称为相对社团自治权，或者有限的社团自治权。有关社团自治权的上述理论表明：对不同的社团自治权，法律应当对其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绝对社团自治权，属法律根本不涉及的领域，完全由社团按照其章程自治，其合法性的标准应当是社团的章程；对完全的社团自治权法律可以对其边界做出规定，限制其范围，其合法性的标准应当是法律，对其合法与否的判断权在于司法。而对于相对社团自治权，则受到行政权的限制；但由于行政权的高度危险性，社团自治权极易受到侵害，而社团自治权又是社团的基本权利，故依据法治行政原则中的法律保留原则，法律是行政权力对社团自治权进行限制的唯一依据。至此，我们可以对社团自治权合法性的确定方式作一下总结：当社团自治事项外部性仅仅涉及社团内部利益时，由社团通过章程自主确定其合法性；当社团自治事项的外部性涉及国家职责时，国家则通过法律对社团自治权的界限予以规范，通过司法权或者行政权守住法律的界限。二者的关系是，当法律对社团自治事项没有禁止性规定时，则意味着社团完全可以通过章程设定自治事项。转贴于论文联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