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诉讼是强化对执政党监督的可行之策_0.docVIP

宪法诉讼是强化对执政党监督的可行之策 摘要： 目前 ，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导致的国家被害情况十分严重，财富正在向少数人手里集中， 社会 心态趋向失衡，反腐败措施到位率甚低，监督机制亟待完善。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一方面应当确认 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还必须从 法律 制度上对执政党作出严格、严肃、严密的制约。如果中国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成员违背宪法，除了应当受到党内的纪律处分外，还必须受到宪法的制裁，承担违宪的责任。宪法诉讼是强化对执政党制约的可行之策之一。 　　关键词：国家被害；执政党腐败；制约；宪法诉讼 　　据悉，从2001年2月起，中央党校组织全国21所省市党校开展了大规模的党建调查。调查中发现，近年来，我国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政“一把手”位置上犯错误、出 问题 的比率较高。如浙江省从1995年至2001年4月，全省70多个县（市）的“一把手”受处分的就有32人，免于处分的2人，还有5人正在查处中。应当承认，近年来我国对犯罪、犯错误的党政干部的处分是不轻的，被判处死刑的案例已经出现。笔者认为，国家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监督，及时查处党政官员的腐败案件完全正确、十分必要，但是，仅限于此又是不够的。严刑峻法对党政官员的腐败只能起到敲警钟的作用，其并不能从根本上阻遏腐败的蔓延。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掌着国家的权力，长期的执政党地位使相当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产生了超常态的权力优势与权力欲望，以为只要有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似乎手中的权力随便怎么用都可以；误以为只要确保上级能够授予权力，手里的权力就不会丢失。而社会 发展 的严峻现实是：垄断权力与垄断市场、垄断所有制同样都是不能长久的，处于执政地位并不等于能够正确运用权力，不在实质意义上接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走向反面，前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从爱护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出发，一方面应当汲取前苏联及东欧党建失误的教训，尽快解决执政党建设 理论 研究 滞后等问题，由内而外地防止因为亡党而导致国家的衰败；另一方面，还应当建立由外而内的制约机制，在宪法中明确对执政党的实施监督的权力设置，明确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具有依法制约执政党及其各级组织违宪行为的权力，授予人民法院审理并独立裁判执政党违宪行为案件的职能。 　　一、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导致的国家被害情况十分严重 　　 　　所谓公共权力是指维护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设定的权力。我国这几年来，时常可以听到议论私有化的声音，但这是公开的、局限于 经济 范畴的，对此不必大惊小怪。真正值得警惕的是 政治 上秘密的、已经在暗中实施的公共权力私有化。设定公共权力的目的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公共权力本身应当并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说得通俗一点，公共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但是，公共权力一旦私有化（包括在形式上“合法”的公权私用），就会使国家财产和社会资源悄悄地、源源不断地变为权力垄断者的私人占有物。政治上的公权私用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公财私有，这条 规律 可以简明地表述为：公权私用→公权私有→公财私有。公权乃护国职权、为民之责，公权一旦私有化就成了盗窃国库的万能钥匙，成了坑害百姓的遮丑板。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有人公开议论私有化，而是暗中已经成为现实或正在实施的公共权力私有化。有学者在 分析 苏共垮台的原因时指出：“由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权贵阶层以集权方式支配国有资产的途径十分方便，借口也堂而皇之。权贵阶层作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官僚支配。而且，由于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使国家和国家所有变得十分抽象和空泛，这就使官僚取得的支配权逐渐演变为隐性的占有权。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从我国的情况看，公权私用、私有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社会发展到今天，国家安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安全，政治、经济、信息、文化等各方面的安全才能构成国家的整体安全。且不说官员受贿的恶劣政治 影响 ，仅从经济上看巨额贿赂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据新华社2001年12月19日电讯稿披露，被判处死刑的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976万余元，伙同他人侵吞公款12万美元，挪用公款美元39万余元，另有1068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马向东以上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2473万元，真令善良的人去算一算其个人攫取的财产占当地GDP的份额了。按照犯罪学公认的比例，若行贿数额为1，行贿人可以从受贿人手里得到的利益至少为10.显然，马向东受贿976万余元，国家的实际损失最少是9760万元。仅此一例即可看到我国国家被害状况之重，腐败的程度之深。 　　按照犯罪学的观点，就目前而言犯罪不可避免，只要犯罪率低于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就应当认为是正常现象。我国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