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的道理到底能有多硬（３则）.docVIP

PAGE  PAGE 10 票房的道理到底能有多硬（３则） 　　 　　电视连续剧正在越来越朝着视觉垃圾化发展，所以有更多的城市白领和青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光顾电影院去看电影了。当然，像这样的观众，原来就是本着消遣、解闷、找乐的目的去看电影的，所以如果影视评论再煞有介事地分析什么思想意义或人文精神，都跟他们的电影欣赏并无太大的关系。凡娱乐商业片，哪怕导演能在最后一个镜头里狠狠煽一把情，观众就很乐于马上将最后残留在眼窝里的那一滴泪水回报给导演；哪怕有导演能在打架电影里埋一股最大的阴狠劲，他们就跟吸毒一样，在看电影时也会将多一分仇恨种植在心里。谁说咱们的文艺创作气氛不自由？谁说这话谁就是没事儿找抽！我们连美国人对电影的起码分级制都没有，还嫌创作空气不自由？说这种话的导演要么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枯竭，要么就是实在创作无能才拿政治来为自己遮丑掩饰。而更聪明一点的导演，则在利用这种无限制的自由，去制造各种讨好的电影好饱满自己的钱袋。 　　所以有一句电影口号现在真是喊得天摇地动，就像送海鲜的商家，直接把臭鱼烂虾送到人家嘴边还一个劲叫喊“在我这货色里可是一点臭味儿、腥味儿都没有！”这句电影口号就是――“只有票房才是硬道理！” 　　就拿这口号来吓唬电影界和观众，还真让人有点没辙。想当初改革开放初年，穷苦人谁见大款心里不含糊三分呢？哪怕他们脑满肠肥浑身挂金，土到能掉了渣，穷苦人见他们照样还是心里发憷。如今国产电影也到了这步田地：我们的电影已经赚了大钱，你们爱说啥就说啥，老子反正是用花招掏过了你们的钱包，这就是电影当前最硬也是最大的道理。日前，又有大嘴巴对着已为《英雄》、《十面埋伏》奉献出亿万票房的中国观众放话了：“现在国内什么人再说些什么、中国电影界再说什么对于我和艺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看看，所谓大片由中国电影捧上台，票房钱由人民大众自愿去掏，道理却由着人家硬，咱们作观众的是不是也有点太贱了呢？ 　　有一天碰见葛优，他神情严肃地问我：“你是不是特别烦电影谈票房呀？”我硬梆绑回了他一句：“我要是烦电影有票房，那我精神上肯定就是出了问题，马上就应当送疯人院。” 　　和拍电影有完全一样的“票房”道理，我自己写东西就怕没报刊来要货，也最怕读者看了就烦马上丢在一边。如果真到了那样的地步，我不但失去了职业能力，同时也就再没辙去弄钱养家糊口了。可同时我还是又反问了葛优一句：“是不是我只为写作得‘票房’，就可以上你们夫妻被窝里去挖素材呢？然后再把它们当绝对隐私去奉献给对那些望眼欲穿的读者们呢？” 　　 　　一篇崔永元的专访，隔着好几千里地的山东记者，都可以跨着省份去到广东《羊城晚报》记者的电子邮箱里去偷盗，然后改个标题就给自家报纸找到了“独家采访”的发表“硬道理”了。还有更多的绯闻、丑闻，可能作法比这种偷法儿还要下流，根本就是无中生有瞎编的。 　　举上面这两个小例子，就是因为心里弄不明白，所以才会跟葛优掰扯两句：是不是在“一切电影归票房”的口号和大旗之下，就什么脱了光的烂的脏的全都可以拿去拍电影了呢？要是只顾票房，就照这么拍电影也成，我们也可以封口闭嘴不发一言。可那些既赚够了票房钱，又特别爱去参加国际电影节的各位导演们，你们今后千万可别当着人家外国导演的好片子，自己心里稍有不好意思。当然我也信国内导演们根本就没有这种不好意思。只要票房就是压倒一切最大的硬道理，还管得了那么许多？先蒙你们一道是一道呗！ 　　最近刚刚读了林达写的一篇文章《重新审视猴子的审判案》。作者在最后一段很是感慨于我们国家在经济高度发展之下的另外一种精神缺失：“近百年来，德先生不幸经常缺席，而赛先生挟技术的冲击力，渐渐地成为一种语言强势。我们误以为有了赛先生就可以强国富民了。在引进主义扫荡了传统的儒佛道以后，我们就把赛先生供起来了。到了21世纪，回头看，我们看到一片道德的废墟。待到试图在废墟上重建道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个对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类群体，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传统已经是一片废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台上的赛先生却不能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我们亟需的道德资源。早晚有一天，我们得重新审视以往，开始反省。” 　　这篇文章是“林达”写自于上个世纪末，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了。倒还没看出有谁想重新审视以往和开始反省。 　　所以票房的道理才会越来越硬，德先生我估计就快被人给活埋了。 　　有一位也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年轻人最近送了我两张影碟，韩国的《春来冬去》和法国的《放牛班的春天》，然后问我：“你说咱们内地导演赚票房钱得到多少，他们心里才算有够？一亿？两亿？之后他们总该也真拿咱国产电影还当个正经东西弄了吧？不信，你先看看这两部电影，就知道咱们的电影跟人家能差着几年、十几年水平了。” 　　《放牛班的春天》是法国导演的作品，相离相距太远，电影再好，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