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电视批评的一种考察（2000.docVIP

　　十年电视批评的一种考察（2000 [摘要]：电视批评，作为媒介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电视媒介及其生产、传播活动紧密相关，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关注。本研究以最近十年（2000-2009）为时间范围，选择中国传媒大学三位中年学者胡智锋、苗棣、徐舫州为样本，关注他们在媒介改革、频道、节目、社会—文化以及中外比较五个层面展开的电视批评活动，并提出：他们的观念、视角、问题意识等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电视批评领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而最近十年电视批评的话语及其回应，也将与今后的批评活动形种对话，并在影响未来电视传媒实践的同时，促进电视艺术理论体系的建构。 　　引 言 　　电视批评，是指对于电视传播现象、活动所进行的描述、阐释与规范性评价。近年来，其作为媒介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电视媒介及其生产、传播活动紧密相关，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所关注。那么，电视批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媒介情境中展开的？如何展开？为什么这样展开？又批评了什么？为了在一个时效性较强的语境中，有针对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问题， 本研究将采用质化的文献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年（2000-2009）为时间范围，选择中国传媒大学三位中年电视学者胡智锋、苗棣、徐舫州[1]为样本，以他们的论文为考察对象，期冀能以此管窥中国电视批评的观念主潮、核心内容及其演进，并解读其在批评视角、问题意识以及解决路径等方面的启示。 　　具体而言，本研究基于上述三位学者近十年间所撰电视批评论文之梳理，从问题、视角、对象等层面将其粗略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相对宏观的媒介改革批评、较为具体的频道批评与节目批评以及中观层面的社会—文化批评，再加上全球化语境中的比较批评。.cOm必须指出的是，此般分类标准并非绝对——若干问题往往会在某一篇论文中形成“复调”——而只是为了方便本研究的推展而设置。以下将分类择取三位学者的代表性论文详细阐释。 　　“会诊”改革：转型社会中的电视媒介 　　身处转型而非稳态之社会结构里的中国电视，改革却成为了一个较为稳态的话题——中国电视的传播过程、结构与变迁是如此丰富且充满不确定性——为此，在电视批评的宏观层面中，媒介改革批评成为主潮。其间的批评话语，在体制与机制、观念与执行等多个维度形成了一种“会诊”，“发现哪些地方是健康的，哪些地方是亚健康的，哪些是病患的部分，给出一个客观的、辩证的‘问题单’”[2]。纵观之，其逻辑起点大致是：改革需要电视，电视亦需要改革。 　　从改革批评话语的逻辑起点转向本研究的时间起点。2000年，胡智锋、苗棣、徐舫州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那么，当时中国电视的大环境是怎样的呢？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电视业以迅猛的改革步伐，引起了社会的瞩目”[3]，但是“各地电视台都在进行改革的各种尝试，基本上是在旧框架下进行的微调，由于运作体制没有根本的改变，许多改革的试验陷人‘进两步，退一步’的怪圈之中”[4]，与此同时，“正在得到广泛宣传的两级办电视等制度设计，对于我国电视的发展无疑都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但从电视机构的整体布局来看，这些改革设想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电视资源配置不合理这个核心问题”[5]。 　　在此般大环境下，中国电视开始出现了盲目技术崇拜与形式崇拜、追求所谓的“改版”与“创新”且迷信收视率的三类乱象[6]，更面对着“没有相应的法制、法规作保障”、“电视台以频道为中心的运作体系尚未确立”、“一个基本规范的电视节目市场尚未初步形成”以及“现有的人事制度改革和设备资产配置方案尚不明朗”四大难题[7]。 　　面对上述乱象与难题，怎么办？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是：“引进两级电视传播的概念，把电视机构的功能明确分解为向电视台、站提供节目的全国性及区域性网络和直接面向电视用户的无线电视台及有线电视站, 并建立一整套布局合理的网络—台、站体系”[8]，同时清理我国电视台办得过多过滥的局面，建立频道负责制、实行制播分离，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国家主管部门明确的方针政策支持[9]。 　　事实上，三位学者在2000年对中国电视的发问及解答，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试观当前的电视业界，收视率似已从迷信上升为信仰，制播分离、网台分离几经反复又重归主流政策……此间引出的思考是：学界的批评话语如何影响行业政策、并进入到具体运作中？在“十字路口”，由谁来掌控“信号灯”？又该如何掌控？在2007年初与夏骏的对话中，胡智锋提供了一种答案：“一种比较良性的产业格局是需要国家战略去设计的。中国电视的领军人物必须具备战略家的素质，同时还要有政治家的能力和素质, 要有一定的国际背景和经济背景”[10]。这样的答案，在认可了电视一定能动性的同时，更暗示了国家—社会的结构力量对于媒介的影响、控制。于是，“突破性配合”或者说“配合性突破”，可能才是中国电视改革的一种现实路径。 　　或许也正是在这种现实路径的指引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