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的论文.docVIP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的论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写作转向 　　滋生于1980年代、兴盛于1990年代至新世纪的生态性写作，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甚至是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观念、写作范式的一次新的转向，这次转向无论是对于改变中国作家的思维模式和表现视阈，还是对于改变中国文学的现存格局和未来走向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 　　回顾1980年代以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就大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而言，可以简要地划分为四个阶段或归纳为四种类型，一是五四时期记录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人性写作，二代发端于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写作，三代配合党史教育和党的现实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落实的政党性写作，四是文革时期直接体现领袖集团意志、直接为领袖集团服务的领袖集团性写作。 　　五四时期的人性写作以鲁迅为其杰出代表。鲁迅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全部创作，包括两部小说集（《呐喊》、《彷徨》）、一部散文集（《朝花夕拾》）、一部散文诗集（《野草》）和四部杂文集（《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可以说，其主题、主线都是关乎人的问题的，尤其是他的那些著名的小说，诸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一件小事》、《故乡》等等，篇篇都是关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思考和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追寻。.在鲁迅全身心投入人性写作实践的同时，他的弟弟周作人与之呼应在理论上提出了著名的人的文学的命题，其对五四文学的影响绝不在鲁迅之下，人的文学在得到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呼应和发挥后，实际上成为五四文学的理论依据和行动纲领。 　　五四时期的文坛虽然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均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各种文学报刊、文学社团、文学思潮及文学派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有文学社团40多个，文学刊物50多种。到1925年，文学社团与相应的文学刊物均达到100多个。参见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上册第23页。，其所持的主义和信仰也显得五花八门），但人的文学却是统一的灵魂之所在。比如当时影响最大的三个文学组织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他们或主张为人生，或主张为艺术，或主张自由、唯美，可从人的问题出发最终又归结到人的问题的思维逻辑却是其共同的创作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庐隐、郁达夫、徐志摩三人为例，从他们的论文联盟创作中能够轻易地找到彼此相通相似的追寻人性解放的内在精神线索）。又如当时影响最大的三个小说流派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和自叙传小说，也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立场出发来看待人和表现人的，只不过他们表现的场域和视角不同而已（分别为城里的人、乡下的人和自我的人）。 　　1927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新文学阵营发生分化，一部分文艺家（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左翼文艺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同时一定程度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率先提出创作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普罗文学顺应了192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形势的需要，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发展迅猛，到1930年代（以左联的成立和活动为标志）逐渐占据了文坛的半壁江山，到1940年代（以毛泽东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在解放区发展成为工农兵文学并终于实现了一统天下。 　　从人性写作到阶级性写作，是中国现代作家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的一次集体性的转向，他们在此后之所以放弃五四的人性的写作，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五四的人太抽象、太空洞、太脱离现实，他们终于发现了现实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压迫者，吃人者，一部分是被压迫者，被损害、被奴役、被侮辱的人，他们觉悟到，人的解放，首先应当是被压迫者的解放。于是他们把五四时期提倡的人的解放具体地从个人主义式的解放发展为被压迫者整个阶级的解放。[1]（p24） 　　早期的普罗文学作家以三剑客蒋光慈、华汉和洪灵菲为代表，他们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激进地描写工农暴动题材的作品，如《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暗夜》、《前夜》、《大海》等，拉开了1930年代大规模的阶级性写作的序幕。茅盾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由于既具有社会科学家的理论修养，又具有在广泛地译介外国文学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眼光，加之个人才华出众，所以成为1930年代阶级性写作的集大成者。其长篇小说《子夜》作为现代左翼文学之经典，一直影响到当代。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也都是左翼作家阶级性写作的范本。1930年代围绕在左联周围，像茅盾一样自觉地、有意识地从事阶级性写作的左翼作家数量可观，诸如叶紫（《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