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监管框架下美国投行业何去何从？.docVIP

PAGE  PAGE 4 新监管框架下美国投行业何去何从？ 　　今年的辞旧迎新对美国投行业来说可能会格外地忐忑。 　　一方面，巴塞尔协议Ⅲ（简称巴Ⅲ）新监管框架将进入实质性全面落地阶段，一些关键监管指标，如补充性杠杆比率等将在未来一两年内陆续生效；另一方面，市场预计，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将大刀阔斧修正新监管的部分条款，重新为银行松绑。美国投行作为银行业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会不会在监管的重压下一蹶不振？或是有机会借特朗普的执政东山再起、重振雄风？对此，今年有望初见分晓。 　　新监管框架的逻辑和美国投行模式 　　美国的新监管框架融合了巴Ⅲ和美国《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的核心内容，形成了所谓的《巴Ⅲ最终准则》，目的是要避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演。 　　从逻辑上看，新监管框架有三个含义：一是针对风险加权资产（RWA）的缺失，提高了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这次危机期间，大量超低风险的AAA级资产损失惨重，之后欧洲主权债券又连遭重创，暴露了风险加权资产的缺陷。二是引入补充性杠杆比率，限定银行的非风险加权下的总杠杆比率，鼓励银行减少那些景气期间风险较低，而经济下行时风险骤升的资产，如回购协议等。三是规定流动性比率和引入净稳定融资比率，以便在系统性风险来临时，银行能承受流动性短缺的冲击，实现“自救”（bail-in），而不是依靠政府的救助（bail-out）。除此之外，美国的最终准则中，还囊括了沃尔克规则，其中，明确要求投行不得再从事自营业务。 　　无疑，新监管框架将对投行的业务构成、资金成本和盈利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很大程度取决于投行的资产负债结构。和一般商业银行相比，美国投行包括有大量投行业务的货币中心银行，其资产负债结构有显著不同。一般商业银行的资产以工商和按揭贷款为主，负债中约85%～90%依赖银行存款和自有股本金，剩余部分为同业拆借、联邦住房银行借款和应付款等，负债结构单一。而投行的资产业务主要以资本市场的股债融资业务、购并业务、做市和投资业务为主。负债方面，货币中心银行的存款和股本金所占比重要低很多，大约只有65%，余下为回购协议、后偿债券和联储融资等，负债结构要复杂得多。像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样纯粹的投行，因为缺少存储网络，需要依赖大量短期融资以支持其日常业务，负债结构中几乎没有存款，主要以资产证券化融资、证券交易等为主。尤为特殊的是，投行业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资产负债相匹配的业务，就是说，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是绑定在一起的。这类业务在投行业务中占比很大，比如，美林2012年这类业务共占总资产的46%。由于这些原因，投行对新监管框架下的指标，如流动性比率和补充性杠杆比率等，尤为敏感。 　　投行业务受到冲击 　　如果新监管框架全面落地，投行的业务可能会受到相当的冲击，特别是回购协议业务等资产负债匹配业务可能会大幅下降。在美国的投行业务中，有四类业务属于资产负债匹配业务：回购和再回购协议业务、卖空业务、撮合业务以及再质押业务。以回购和再回购协议业务为例，一方面银行以证券为抵押贷放短期资金给客户，形成短期资产业务，又称再回购协议业务；另一方面，银行用得到的证券作抵押，从另一家银行获取资金，与贷放的资金形成短期负债方的匹配，称回购协议业务。从风险权重看，银行工商贷款风险权重一般为100%，回购协议平均为9%左右。在新监管框架下，按照资本充足率和补充性杠杆比率的要求，一个以贷款为主的商业银行很容易同时满足资本充足率和补充性杠杆率的要求，而以回购协议业务等业务为主的投行，则很可能在满足资本充足率的同时，无法满足补充性杠杆率的要求。这样，新监管框架下的投行可能不得不大幅度减少回购协议业务，后果则是增加投行的融资成本。据巴克莱之前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花旗、大通摩根等8家大银行的回购协议总规模，可能在补充性杠杆率于2018年生效前减少1万亿美元左右。 　　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还会通过其分母，即风险加权资本的某些方面影响充足率本身，信用价值调整（Credit Value Adjustment 或CVA）就属于这一类。CVA是针对衍生品交易中存在的交易对手风险，对衍生品公允价值进行的调整。巴Ⅲ前，CVA并不直接增加资本金要求，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交易对手风险成为系统性风险的直接导火索。在巴Ⅲ的新监管框架下，从事大量柜台式衍生品交易的投行，这类业务将受到资本充足率的限制。虽然，新监管框架倡导的中央结算中心、衍生品敞口互抵可以缓解这一限制，但完善中央结算中心尚需时日，且风险敞口互抵目前监管要求苛刻。事实上，由于从事这类业务需要增加资本金总额，美国投行已经大幅减少甚至退出了相当部分柜台式衍生品业务。 　　沃尔克规则的实施可能是对投行最大的打击之一了。按照这一规则，投行不得再从事自营，即用自有资本进行以盈利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