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并非“非道德主义者”辨析.docVIP

PAGE  PAGE 9 韩非并非“非道德主义者”辨析 　　摘 要： 韩非提出“务法不务德”的理论，被学界普遍认为是“非道德主义者”，因而饱受争议。实际上，韩非仅仅是反对腐儒的德化，并非完全否定道德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 韩非 务法不务德 非道德主义者 　　法治与德治之争，是先秦百家争鸣尤其是儒法之争的重心所在。儒家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强调道德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法家与此相反，它反对以道德治理国家，班固讲“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汉书?艺文志》），提倡“法治”，至韩非而发展到极致，提出“务法不务德”的主张。因此，韩非自古以来就被指为“刻薄寡恩”，诸多学者都认为他属于“非道德主义”者，其思想理论一直饱受争议。对此，本文不敢苟同。 　　一、韩非为什么提出“务法不务德” 　　儒家推行“仁政”，强调“为政以德”，即用道德和礼法规范人们的行为。虽然儒家并没有否认法治的作用，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但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来说，儒家是重德治而轻法治的，这是因为，儒家认为，仅仅依靠法治无法达到道德的完善这一人生最高目标，因此需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只有通过推行德政，才能建立高尚的道德，可见德治最重要。与儒家的看法不同，韩非认为，人性是自利的，它无法成为道德和德治的依据，于是，他明确提出“务法不务德”的主张。其理由如下： 　　1.仁政效率低下 　　“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韩非子?显学》）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虽不多见，为什么人有车可坐，有矢可射？这是因为，人们懂得用“隐栝之道”对木材进行加工。韩非举例说：“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韩非子?难一》）舜去纠正弊病，一年纠正一个错，三年纠正三个错。像舜这样的人才有限，舜的寿命也是有限的，可是，天下的过错却没有尽头，以有限克服无限，其效果毕竟轻微。这表明德治是劳而功缓，法治则不然，“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奚待期年？”（《韩非子?难一》）在韩非看来，奖赏和惩罚能使人们的行为合乎规范。 　　2.德治不合时宜 　　在当时道德沦丧之乱世，仅仅提倡仁义教化，对于治国来说可能无济于事。儒家尚德，言必称尧舜，法先王。韩非指出，儒家德治思想只适用于上古，而不能适用于当今。“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轨，非圣人之治也。”（《韩非子?八说》）历史是变化发展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民众不争，是因为人民少而财有余，所以不用厚赏重罚，民众自然治理得好。到了韩非生活的时代，时势完全不同，纷争祸乱源于人多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上古时期民众无法自治，争斗不可避免。儒家想用上古之德治理教化今世之民，显然不合时宜。因此，韩非提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假如仍然以先王之德治理当下乱民，而不知变通之理，就像守株待兔那样可笑。 　　3.施善不得善 　　儒家的伦理道德以血缘亲情为基础，这与法家的法治思想不相容。韩非认为，人情虽有亲疏远近，而法治则求公正公平。《韩非子》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却要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对儒家来说，窃羊这件事固然对他人造成危害，但儿子去告发父亲，就会破坏父子之间的人伦关系，其危害比窃羊更严重，因为儒家提倡的是父子相隐。韩非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韩非认为，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儒家伦理有悖于国家公利。儒家的仁孝伦理与法治原则时有冲突，以儒家道德行世，有害于法治的公平正义。 　　儒家认为，富者施予贫者是一种应然的德行，但韩非反对这种看似公平实则不公的行为。有人用力多且节俭，自然能够自足完备；有人奢侈而怠惰，因此贫穷而不能自足。如果让富者施予贫者，那就是打击用力和节俭的人，不利于鼓励人们积极进取。韩非力求确立公平原则，主张以自足自力为德，抨击儒家所谓的仁爱，并不能禁锢现实之恶，反而破坏了自食其力的公平原则，“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国有无功得赏者，则民不外务当敌斩首，内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货财，事富贵，为私善，立名誉，以取尊官厚俸。故奸私之臣愈众，而暴乱之徒愈胜，不亡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