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散曲中的民歌化迹象.docVIP

PAGE  PAGE 7 试论元散曲中的民歌化迹象 　　【摘 要】民歌一系自古有之，至明代则“涌上地面”几成大观之势。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而晚明却人欲“反扑”天理，独树一帜，形成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学界向来将此间理学以“宋明”并称，元代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而被隐没。然元有“一代之文学”――散曲。作为过渡的一代，其社会思想无疑会对文人创作产生影响――将“民歌精神”渗入散曲。本文试以晚明情形为潜在参考，旨在力图对元散曲与民歌一体之关系作一点梳理认知。 　　【关键词】散曲；俚俗；民歌化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021-02 　　任半塘先生《散曲概论?派别》中有云： 　　就散曲言，梁沈之所谓南词，固绝不足与元人北曲对峙，即冯、施之业，亦承元人余绪，未足以云分庭抗礼也。若明人独创之艺，为前人所无者，只此小曲耳。[1]（p1101）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惟散曲继承元代的余绪，犹能振作精神，颇有成就”这一论断与任先生“承元人余绪”之语意味相似。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认为，明代“文人散曲中时而出现‘小曲’，已是普遍现象”且“文人作小曲已成某种风气”。周玉波师《明代民歌研究》在讨论晚明韵文民歌化问题之时，亦认为“散曲是一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既是“风气渐盛”，自然易形成一种“倾向”。可以想见，明代民歌俚曲对当时文人散曲的渗透，继而有“民歌化”这一趋势。 　　关于元代文人诗歌与民间小曲的“合流”现象，李昌集《散曲史》这样说道： 　　元散曲，在文人诗歌系统中，可谓口语化程度最高，其“俚语化”一流（尤其是吟唱风情之曲），直与小曲同类。其中潜映的事实是“小曲”在古代一直兴盛不衰，并对文人诗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2]（p406） 　　遗憾的是，由于元代“‘小曲’没有系统而丰富的资料存世”，无法得知其详，故笔者论题只说“迹象”。而从李昌集所言“元代若干无名氏的散曲――至少其中有相当部分完全可以认作是元代的‘小曲’”可知，民歌在元散曲中确实留下了“印记”。这是本文进行论述的前提，下文对“民歌化迹象”的产生作大概的思路整理。 　　任先生《散曲概论》语： 　　只就散曲以观，上而时会盛衰、政事兴废，下而里巷琐故、帏闼?z闻，其间形形式式，或议或叙，举无不可与此体中发挥之者。冠冕则极其冠冕，淫鄙则极其淫鄙，而都不失其为当行也。[1]（p1077） 　　诚如周师《明代民歌研究》中所说，“曲与民歌，是大有渊源的”，散曲与民歌更是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内里的共通，在元代特定的文学背景中，使二者的“结合”犹如“金风玉露一相逢”，衍生出散曲这一文学史上的“风流韵事”。当然，元代散曲成“一代之文学”乃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但若无民歌俗曲这一“暗流”的“刺激”，散曲的体制终究如何，谁也无法想象。 　　吴梅先生《南北戏曲概论》云： 　　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词……同时诸调词行，即变为曲之始。① 　　李昌集认为“这是一个立足于文学本体的敏锐之见，是对散曲文学发源的正确论断”。然散曲并非在元代突然出现，而“民歌时调与文人创作的结合是散曲一体进入文坛的决定性因素”。关于散曲的形成，李昌集道： 　　从散曲本身形式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散曲独特语言形态的形成，乃是民间歌手和文人阶层共同创造的结果，是诗歌的民间形式与文人形式的复合。曲体的散文化语态特征，根源在其母体――民间歌辞。[2]（p216） 　　如果说“文人与民间曲唱的结合是散曲输入文坛的主要途径”的话，那么秦楼楚馆就是二者间最重要的“中转站”。古代文人的周边总少不了歌伎的身影，不独元代如是。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或明或暗地让古典文学多了一重韵味。没有那些勾栏瓦舍，里巷俗曲向文人层的扩散会艰难得多。然二者能够结合的深层原因，则离不开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换言之，主要是元代文人地位的改变。 　　朱经《青楼集序》曰： 　　我皇元初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3]（p20） 　　朝代更替，异族入主。汉家王朝的覆没于文人而言，其耻辱之大几近于“‘祖坟’的被掘”。学界皆云元代无科举，或无正常科举制――“时举时停”。这直接导致文人地位的失落。当此之时，他们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从文人到平民，地位变了，心态也就无可避免要变。所谓的“断肠人在天涯”，与其说是游子的慨叹，不如说是有元一代文人的心声。他们失落，同时又不甘心。昔日文人的王国已成“彼岸世界”，他们被逼入了世俗的“此岸”。然而在精神上，他们对传统文人价值的追求和向往却从未停止过。“虽‘俗’而雅，身在世俗，‘心’则避之”，世俗生活从未完全真正融入他们的世界，甚至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排斥的。“兼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