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docVIP

PAGE  PAGE 5 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 　　美国学者丹尼尔.C.哈林和意大利学者保罗-曼奇尼在《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我们所决意要做的就是是否有可能确认政治与大众媒介结构之间的系统性关联。”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的讨论着重于不同地域性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的形构与演进，乃至于社会结构等方面与媒介制度间的系统性互动，比较了西欧和北美地区18个国家的媒介制度，并提出三个“理想型”的分类模式：自由模式、民主统和模式及极端多元模式。 　　本文以此书中的比较性理论架构作为理解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介与政治关系的基础，尝试着对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的关系进行梳理和总结。 　　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的关系 　　根据哈林和曼奇尼在书中的一些观点，笔者大致梳理出了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宏观上的关系图。 如上图所示，共同的历史根源决定了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英国传播学者尼古拉斯?加汉姆在《解放?传媒?现代性：关于传媒和社会理论的讨论》 -书中指出：“社会传播的结构和进程已经深深地植入广泛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进程中。谁会说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说？对谁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并且被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对其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来研究。”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它们的形成根植于共同的历史根源，比如说一国特有的共同信念和历史文化等。 　　其次，政治制度对媒介制度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但媒介制度的形成不只是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从早期的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史不难看出，新闻最开始是为政治家和商人服务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政治家纷纷办报来宣传对已有利的消息。 　　在书中，哈林和曼奇尼认为，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是相互影响的，媒介制度不是永远作为“因变量”来反映政治制度，有明显的证据显示，媒介公共机构对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结构有其自身的冲击力。但笔者认为这个所谓“自身的冲击力”在很多时候是很难被测量或者是被夸大了，媒介对于其他社会结构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美国传播学者舒德森认为，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媒介是有影响力的，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很难。人们倾向于高估媒介的权利，只不过因为媒介是影响人类行为的社会冰山上看得见的顶端。人们倾向于夸大媒介权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将媒介权利与人民的权利以及媒介报道的事件进行区分。最后，这二者的关系不是静态的，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在国家面临威胁时，即便是英美等民主国家，依然会对新闻界进行管制与检查。 　　衡量二者关系的指标 　　哈林和曼奇尼在书中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关系的四大维度，可以从这四个具体的指标来更加深入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媒介市场的发展尤其侧重大规模发行报刊的强弱与发展这个维度，可以用来考察政府和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直接还是间接。一般来说，发行量较小的报纸，因所得收入不能维持媒介的正常运营，不得不收取政治参与者的津贴，与政治参与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政治面前与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高发行量的报纸，因在经济上相对独立，在政治上可以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自主性相对要大一些。 　　政治平行性也就是媒介与政党联系的性质和程度，更广泛地看，就是媒介体制反映社会中主要政治分歧的程度。这个维度可以用来反映政治制度与媒介制度之间关系的程度。政治平行性高，意味着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例如在20世纪初，丹麦的每个市镇都有四种报纸，分别代表四大政党。如今，即便真正的政党报刊几乎已经消失，即便今天欧洲报纸的政治倾向要比以前模糊，但鲜明的政治倾向仍持续存在着。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则是影响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关系的一个外生力量。新闻事业是作为一个从包括政治场域在内的其他场域中脱颖而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独特场域而发展起来的。哪里的政治平行性高，媒介组织与政治组织密切联系，新闻工作者深深卷入执政党政治，哪里的专业化水平就很可能低下。新闻事业专业化的发展在若干重要方面销蚀了政治平行性，削弱了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对媒介的控制，创造了模糊媒介组织政治分野的共同实践。 　　国家干预媒介制度的程度和性质，也是衡量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任何社会中，国家都扮演着塑造媒介体制的重要角色，但在国家干预及其所采取的形式上存有显著差异。最重要的国家干预形式，当然就是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然而在许多国家，政府还直接或通过国有企业拥有通讯社、报社或者其他与媒介有关的企业。这些干预可以是直接的（津贴），也可以是间接的（降低邮费等）。其他形式，还有相关法律（诽谤、名誉权等）和许可证的发放等。早在18世纪，美国的政党就通过降低邮费来影响新闻界，有关邮局的斗争也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中心。 　　未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