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法论述.pdfVIP

　　钱穆先生自宾四，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民国前十七年）六月初九日（阳历七月三十日）。 先生自幼天资聪颖，刻学苦读，十八岁出任乡村小学教师。三十六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 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言，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 民国二十六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为先生讲授史学之始。民国三十八年先生赴港创办新亚 书院。四十四年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之邀，在该校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 位。五十六年秋，先生与夫人返国定居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五十七年膺选为中央研究院院 士。七十五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民国七十九年，钱先生迁出素书楼，是年八月卒于台北市杭州 南路自宅，享年九十六岁。八十一年，夫人奉先生灵骨，归葬太湖之滨。 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序 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 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即如历史，材料无穷，若使治史者没有先决定一番意义， 专一注重在方法上，专用一套方法来驾驭此无穷之材料，将使历史研究漫无止境，而亦更无意义 可言。黄茅白苇，一望皆是，虽是材料不同，而实使人不免有陈陈相因之感。 　　此书乃汇集八次讲演而成。在一九六一年，香港某一学术机构，邀我去作讲演。历史研究法 之大总题，乃由此机构所决定。我则在此讲题下，先决定一研究历史之意义，然后再从此一意义 来讲研究方法。故我此书，实可另赋一名曰中国历史文化大义。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 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 　　本此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 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 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 干。 　　每一分题，在其共通对象文化大体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应着重之材料与 其研究方法亦随而不同。读者勿忘我此八番讲演之主要意义所在，自将可见我此所讲，语语有本 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 　　此一讲演集，先由我一学生叶龙君记录讲辞，再由我整理润饰。一九六一年底，曾在香港出 版。惟初版后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台之第一版，内容一如初版，只在不关紧要之文字上稍有些 少之改动。因初版并为有序，此版特为增入，以稔读者。 一九六九年四月钱穆自识于台北外双溪之素书楼 附识： 此书多年绝版，今整理重印，略有增润。并附录早年两文：《略论治史方法》、《历史教育几点 流行的误解》于后。 第一讲 如何研究通史 　　本书总讲题是如何研究中国史。这是第一讲，讲题《如何研究中国通史》。但讲这一题目， 容易流于空泛肤浅。请诸位原谅。 　　让我首先问为何要研究中国史？简单回答：“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这是一项极普通极 基本的道理，我们应当承认。昨天报载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发表谈话，主张美国青年应多知道些美 国史。同样，每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应该知道些关于他们自己本国的历史，中国人应该知道些中国 史。中国史讲的中国人之本原和来历，我们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中国人，知道了中国人之 真实性与可能性，特异性与优良性。我们也可说，知道了中国史才算知道了我们各自的自己。譬 如我们认识一位朋友，总不能单在他的高矮肥瘦上去认识，当然该知道一些他以往的历史，如他 的姓名、籍贯、学历、性情、才干等，我们才算是知道认识了此朋友。我们是中国人，只有在中 国史里来认识我们自己。不仅要认识我们的以往，并要认识我们的将来。若非研究历史，即无从 得此认识。 二 　　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研究历史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其特殊性。我们以往的传 统，与其他民族有变有异，有自己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如果世界上一切国家 民族，都没有其相互间的个别特殊性，只是混同一色，那就只需要，亦只可能，有一部人类史或 世界史便概括尽了。更不须，也不能，再有各国国别史之分。 　　其次，历史必然有其变异性。历史常在变动中进展。没有变，不成为历史。我们读小说，常 见说：“有事话长，无事话短。”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 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与其必具特 殊性。我们再把此二者，即特殊性和变异性加在一起，就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们研究历史，首 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 　　现在再讲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据我个人意见，至少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 每一个时期划断。如希腊史和罗马史，两者间就显可划分。以下是他们的中古时期，这又是一个 全新的时期，与以前不同。此下则是他们的近代史，现代国家兴起，又是另一段落了。如此划分 开来，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