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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动力共促中国经济增长 　　运用由“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侧动力”和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三大发动机”构成的“供给侧动力”和制度因素构成的“特殊性动力”可解释“中国增长奇迹”的动力问题。其中，“三驾需求马车”是我国稳增长或保增长的主要动力；制度变革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源性动力；结构优化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性动力；要素升级是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动力。 　　1979～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8%的增速，经济增速和持续时间也超过经济起飞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2002～201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更是高达10.7%，远超世界同期3.9%的水平。因此，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围绕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动因或动力这一话题，本文提出一个综合框架分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 　　经济增长的四组动力 　　根据一般性和特殊性分类标准，可将经济增长动力分为“一般性动力”和“特殊性动力”。一般性动力是不同体制或制度的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动力，分为“需求侧动力”和“供给侧动力”，其中“需求侧动力”即“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供给侧动力”包括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殊性动力”是部分国家根据自身的体制或制度特点，为实现赶超发展、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等战略目标，主要利用一些特殊的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而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三驾马车” 　　一直以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已成为社会各界分析和理解宏观经济的基本工具，既然是“马车”，很多人很自然地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更主要地是反映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非中长期动力和独立性动力。但“三驾马车”确是影响GDP需求侧的短期因素，因为经济发展确实离不开需求，价格就是由需求和供给共同决定的，没有需求商品供给就会过剩，同时需求减少，价格就会下降，商品供给就会减少。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需求离不开商品供给，特别是离不开供给侧因素（指所有支撑商品供给的制度、生产要素和结构变化因素）。因为需求依赖于需求者的购买力，购买力依赖于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等，就业、收入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商品供给者（企业、农民和个体户等）的供给能力或市场竞争力。供给能力的提高可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如各种新型手机等新兴商品的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在各种新产品中可得到很好的验证。 　　（二）经济增长动力之二：要素投入增加 　　要素投入增加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产量的增加，一方面取决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要素指经济主体可运用的资源、手段和工具，包括资本（含外资）、劳动或劳动力、自然资源（或自然力，可延伸到环境）、土地（有时可归于自然资源，但它是一种特殊而重要且被人类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技术、知识（与技术存在交叉但侧重点不同）、信息（与技术和知识有交叉，但也具有独立性）等。有时，可将基础设施也作为一种广义的生产要素，也可将其归于资本中。以上生产要素投入增加都能带来产量和GDP的增加。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与土地、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有很大关系。 　　（三）经济增长动力之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或“三大发动机”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经济增长动力也可从生产函数关系中看出。生产函数中产量增加不能被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解释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的关键是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又是什么。笔者多年来将决定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归纳为经济发展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以与需求侧“三驾马车”相对应。“三大发动机”与中央强调的推进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简单说是改革、转型和创新）是吻合的。其中，制度变革是最重要、最根源的发动机。因为其他两大发动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都依赖于它，甚至“三驾马车”、要素投入增加等都依赖于它。制度包括规则、组织和实施机制三个基本方面：规则又包括文化（无形规则或制度）、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等；组织包括党、人大或议会、政府、政协、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家庭和非正式组织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市场也是一种特殊组织；实施机制是将规则落到实处、规范各个组织责权利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如自我激励和约束机制、社会激励和约束机制、司法和执法机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机制、权利分配机制、权力制衡和监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产权确认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交易机制、市场监督机制等。上述各种制度表现形式又可组合出多种多样的制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