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亟待“升级版”.docVIP

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亟待“升级版” 　　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应重点解决普惠性补贴多、价格保护多，生产性投入少、基础设施投入少、生态补偿少的“两多三少”问题 　　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的生产投入政策，农产品购销政策到形成资金投入、价格支持、生产补贴、生态补偿四大政策支柱，前后经历了30多年。特别是2004年-2014年间，多项支农政策密集出台，且含金量高，成为“政策黄金期”。 　　这些政策在粮食生产“十二连增”，农民增收“十二连快”，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农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亟待梳理现有政策，逐步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长期以来，为支持工业发展，农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方略，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了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特别是2004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多个农业文件，促进了农林牧渔各业发展，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也为加大农业投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财政支农领域、范围迅速扩大，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 　　农业支持体系的内涵界定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以往称之为农业投入政策。1993年颁布的《农业法》将“国家农业投入”单独列为一章，在第42条和第45条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和“国家农业投入主要用于治理大江大河大湖的骨干工程，防洪、治涝、引水、灌溉等大型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重点基础设施，商品粮棉生产基地，用材林生产基地和防护林工程，农业教育、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和气象基础设施等”七个方面。 　　此外，在第36条明确了国家对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制度，并设立风险基金。这成为国家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实行宏观调控，以及日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保护国内农业的重要法律依据。 　　1998年，中国即将加入WTO，根据WTO农业协定，成员须按规定口径通报本国国内支持水平，即政府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由此，“农业支持保护”一词，进入人们的视野。 　　此后，我国修改了《农业法》，将“国家农业投入”的概念扩展为“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并在第38条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各项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主要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健全动植物检疫、防疫体系，加强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杂草、鼠害防治；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监督体系、农产品市场及信息服务体系；支持农业科研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保障农民收入水平等九个方面。 　　WTO农业协定所指的“农业支持保护”，除了国内支持水平外，还包括市场准入（进口配额）、出口补贴、动植物检疫等措施，统称为WTO农业协议四大支柱。 　　2002年修订通过的《农业法》与之接轨，在第37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采取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措施，从资金投入、科研与技术推广、教育培训、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市场信息、质量标准、检验检疫、社会化服务以及灾害救助等方面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并在第33条、第35条、第46条分别对部分粮食品种的保护价定价水平、粮食风险基金用途，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作出明确规定。 　　在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中，核心是投入政策。广义上的农业投入指全社会农业的总投入，包括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农业的投入。狭义上的农业投入，仅指政府对农业的总投入，即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安排的农业支出，不包括农村社会事业支出。 　　农业支持体系的演进 　　1998年后，农业进入了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国家有能力扩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范围。从时间上大致可以分为投资型支持、建立生产性补贴以及价格保护水平和补贴水平双增三个阶段。 　　（一）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型支持阶段（1998年-2003年）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发行国债，拉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1998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农业基础设施成为国债资金的主要投向，资金量约占三分之一，并开始向农村基础设施延伸。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百年未遇的洪灾，国家部署灾后重建、整治江湖、兴修水利，水利建设成为1998年农口投资的重中之重。增发的国债资金中安排水利建设270亿元，加上原有的中央预算内投资，水利年度投资规模达到350亿元。重点安排了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等大江大河大湖堤防建设和其他防洪骨干工程。 　　长江水灾引发了人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