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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触碰腐败“零容忍”的社会底线 近日，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被开除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受贿案等，再度暴露出腐败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其中值得所思的是，最近社会上出现了部分对腐败的麻痹声音，如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还质疑媒体对腐败等社会负面报道等。 坦白说，对腐败的零容忍是不可逾越的社会底线，尽管社会对腐败的零容忍本身并不会有效减轻腐败行为。然而，当前这些观点和声音尽管带有尊重现实理性的“务实”色彩，但却渲染着一种对现实的妥协，且这种妥协无形中封堵了反腐倡廉的关键通道。如把反腐曲解为探寻民众可容忍底线，无疑是对腐败的纵容，因为民众对腐败的底线是零容忍；同时要求媒体减少对腐败等社会负面的信息传导，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做法。 不难分析，近年来反腐成效显著，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于信息技术，很多腐败行为都是网络揭发被发现的，舆论的监督与抨击使部分腐败行为无处遁身。 　　鉴于此，那种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根治腐败的论调，恰是对腐败和腐败现象两个概念的混淆。殊不知，腐败是一种制度和机制设计的失范，是可以从制度上加以根治的，无法“根治”的是腐败现象，因为腐败现象是一种个体道德行为，任何社会都会有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可见，当前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不能说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腐败，更不能以目前腐败频发就要求民众适度提高容忍度，并要求媒体和谐之。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惩防腐败一直是执政党和政府自我净化的重要使命，对腐败哪怕是适度的容忍都是一种罪过，当然这不排除引导社会对腐败现象的正视。因此，当前要根治腐败的关键是把权力放置在依法行政的铁笼，压缩权力背后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一腐败温床，降低公权滥用的腐败收益；否则面对公权内含的巨大市场租值之诱惑，通过道德自律和严刑酷法不足以制止公职人员的以身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