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一个新的研究领域.docVIP

ＳＴ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陈光 ＳＴＳ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简称。它不属于那类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进行的各种具体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也不属于由哲学家通常进行的抽象思考。相反，它属于有关科学与技术的研究，而不是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更确切地说，ＳＴＳ是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即关于科学、技术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研究，例如科学、技术对工作或家庭这类社会制度的变化所起的作用，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国际事务的影响，科学、技术创新所引起的伦理和价值问题等，它们常常是ＳＴＳ学者关注的题目。或者反过来，研究科学、技术如何受社会因素（诸如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力量以及文化价值等等）的制约和影响，也是ＳＴＳ研究者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除上述这类关于科学、技术与宽广社会的相互关系（所谓科学技术的“外部”关系）外，ＳＴＳ研究领域还包括科学、技术的“内部”研究，不过这里说的“内部”研究通常不涉及到科学技术工作本身的技术细节，虽然这些细节有时与ＳＴＳ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二者都有关。具体些说，ＳＴＳ的这类“内部”研究是指诸如科学与技术的基本性质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科学职业与工程学职业的社会结构和酬奖系统、日常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的社会方面等现象的研究，其中包括资深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如何使新同事入门和如何使他们社会化的一般过程，以及影响科学家与工程师采纳或拒绝理论或设计的社会因素。科学和技术是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尽管在过去很长时间中，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已从不同方面对科学（相当程度上也包括技术）做过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对于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自特性和功能发挥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地了解，特别是关于技术现象；技术史还不是很成熟，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刚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因而，创造性学术研究工作仍有很大一块园地要开拓，一旦有了触发因素，涉及到ＳＴＳ的许多问题就会成为关心的焦点。　　　　ＳＴＳ的兴起ＳＴＳ所关心的许多问题，早在３０年代以来的“科学之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中已经个别地、时断时续地提出。虽然如此，但只是２０多年前，这些问题才由于两类因素而开始得到系统地、集中地研究。一类是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工业化国家中公众对环境恶化问题的意识突然强烈起来。其中一个著名标志就是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这一名作发表后激起的广泛响应。另一类是此时反战或和平运动的新高涨。这时在美国，公众对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的社会抗议，在宽度和强度上都增加了。在这两类因素中，科学和技术问题都包含在内。从有毒的化学制品废料的处理、油井钻塔和油轮溢油、露天剥采矿石，到“橙剂”（有毒的除草剂）、凝固汽油杀伤炸弹等等，许多问题和事件的发生都被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算在先进的技术与科学（以及它们的工作者）的账上。日益增长的公众对社会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和对一些科学技术的社会问题的反应，迫使工业发达国家当局采取了若干措施。在美国，国会通过了１９６９年国家环境政策法令，它规定公共或私人项目在“规划许可或国家拨款或各种国家特许、许可或资助”进行之前要准备和批准环境影响陈述。第二年，随着建立一个政府机构——职业卫生与安全署（ＯＨＳＡ）而通过了补充法规，它规定保护工人免受危险或不卫生的工作环境之害。１９７２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技术评估法令，产生一个机构内的技术评估办公室（ＯＴＡ），当国会议员考虑含有重要科学或技术成分的政策问题时由它负责提供有用信息。１９７３年，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受了一次因阿拉伯石油联合抵制而酿成的“能源危机”，这个事件刺激了关于社会是否应寻求风、潮汐、地热、太阳或其他“软技术方法”的能源技术以便保存能源以及环境和财政资源的讨论。这场危机还对适合第三世界的“相宜技术”（appr opxiate fechnology）的持续争论火上加油，特别是围绕那些因与石油有关产品的价格急剧上涨而受到沉重打击的种种技术。简单说来，到７０年代初，ＳＴＳ的许多问题已成为社会和政府普遍关注焦点。在学术界，这类问题很快形成了ＳＴＳ的题材。一些美国学院和大学学生们对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的抗议运动，到６０年代末已经产生了一种所谓“反技术心境”。如何正确对待科学与技术，在学院和大学中尖锐地提了出来。这个问题是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影响美国一些学院和大学出现科学与技术的社会关系的理论纲领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不能说是唯一因素。这类理论纲领于１９６９年在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石溪的纽约州立大学相继出现，接着不久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华盛顿大学、密执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提出。这就是ＳＴＳ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开始。　　　　存在和发展大约２５年前，那时人们不免有这样的顾虑：在几类突发性社会问题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