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0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经济研究)3.28.doc

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 温 涛 冉光和 熊德平 (西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400716) （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400044） （扬州大学经济学院 225009） 关键词：中国金融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 农民收入增长 一、引言 农民收入增长因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别重要意义，使得相关的研究广泛而深刻。然而，综观有关农民收入增长的研究不难发现，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被隐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之中，鲜有（Goldsmith1969Shaw 1969；McKinnon 1973；Stiglitz 1985；Mayer 1990；King Levine 1993a, 1993bBecker Levine 2002）432713亿元人民币，农村贷款和农户储蓄也分别从1978年的160.7亿元和55.7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96.9亿元和15405.8亿元，增长了84倍和275倍多，而农民收入在1978—2003年间仅增长了18.6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从209.8元扩大到5850元，由80年代初期的1.8∶1，90年代中期的2.2∶1，扩大到2002年的3.1∶1和2003年的3.2∶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实际收入差距可能为5—6∶1；其中1990年—2003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5.2%，人均GDP增长了4倍多，金融资产总量年平均增长21.5%、增长了11倍多，而农民收入仅仅增长了2.82倍，尤其是97年以后年均增长只有3.85%，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已有理论文献中，许多学者都提出通过金融发展抑或是农村金融发展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然而，这些研究除冉光和（1998）在实证中国货币政策变化对农业发展影响时，发现剔除物价因素后货币供应量（M2）的波动对农民实际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外，其他大都属于理论与政策的分析，缺乏实证的有效支持。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揭示更多只能间接地从有关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中获得。Greenwood 和Jovanovic（1990）在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且通过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某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的固定成本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讨论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服从“库兹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Galor和Zeira以及Banerjee和Newman（1993）的模型则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Clark，Xu Zou（2003）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关系进行的必威体育精装版研究，则得出了经济结构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即如果金融发展能促使劳动力更容易地进入现代产业部门，那么随现代产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现代产业部门比重高，金融发展程度高的经济中，收入差距比不具备“两高”的经济要大，没有支持Greenwood 和Jovanovic的倒“U”型关系。在国内，章齐、刘明兴陶然Vincent，Yiu Por Chen等（2003）在《中国的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中国各省的和城乡收入关系Granger Causality Test）和VAR分析对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进行；文章的最后将对实证结果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揭示其政策含义，给出得到实证支持的最终结论。 二、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1、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分析 虽然，中国的国情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民收入增长理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但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并不具备使之成为可能的初始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国家赶超战略，在很长时间面临一个关键性的外生变量，即国际政治、军事竞争和严酷的外部经济环境共同形成的压力。在这一约束条件下，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选择政治上的集权制度、经济上的计划控制、产权上的国家垄断、战略上的重工业化，是巩固和发展新兴社会主义政权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在金融上的反映就是其完全成为国家动员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投入重工业，尽快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以独立对付外来竞争威胁的工具，从功能上讲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林毅夫，2003），而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战略的。但在这种经济发展战略下，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只能成为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的源头，农民收入增长自然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金融发展的重要目标。为了有效地动员农业、农民和农村的经济资源和经济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