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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的法经济学研究(共2341字) 所有权的权能非常广泛，如占有、使用、收益、改良、遗弃、出租、转让、排除他人干涉。这些权能，只是支配范围不同或是支配自由的内容不同，但都强调所有权人对财产支配自由的边界的认定。所有权机制包括利益和风险。即出于对利益的追求，积极地进行投资行为；出于对风险的规避，谨慎地进行投资行为。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理性的投资行为是利益归其所有，风险归其承担。因为只有个人行动的成本、收益都归个人承担，才能激发起个人的积极性，但是，由于交易双方预测到风险并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所需要的成本很高，甚至高于效益，所以在合同中是不会出现相应的约定的。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所以需要法律去填补漏洞———由法律直接规定，也就是说：合同的终点即法定的起点。“直接由法律规定”的部分，只在剩余项目的范围内进行，“剩余项目”指剩余的权利和剩余的风险。只有在剩余层面上才是法定的，是因为这时候是最有效的，也是为了弥补交易成本和约定成本过高所造成的合同不完全，为了填补合同不能明确、不能期待的地方，也是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所有权的不确定性。 所有权的结构 世界上的产品总体上分为两类。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了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两类。其中，社会产品之所有权又分为俱乐部所有权、公共所有权和私有所有权。私有所有权又分为约定所有权、法定所有权和逃逸所有权。所有权逃逸又与公共所有权的界限模糊。正是因为交易成本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的变动决定了这种结构化的存在。从经济法的角度讲，只要双方的交易所增加的福利超过了减少的福利损失，就是有效率的。经济法的这种规定，是为了维护竞争秩序的稳定、公平，确保商品经济稳定运行。 所有权制度建立的原因 所有权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利益，利益是纯然的“私产品”；第二层是排他，排他即指公共产品。把产品分为私有产品（竞争产品）和公共产品（非竞争产品），但有时公有和私有之间也是存在灰色地带的———即公共产品的私营化。如利用商事效率，将诸如修筑公路、建造地铁和住房等交给私人去做，但这又不是纯私有的产品，因为其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对于此类产品，有时是没有准确定位的。如拉弗曲线告诉我们的，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就提高，投资就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多的财政收入，良好的税率才可以让鱼与熊掌兼而得之———收入和国民产量都将增加。税天然就和宪政结合在一起。一方交税，另一方提供公共产品并提供法律保护、保障。即用税法去再次确认所有权制度。所以说，所有权是随着法律的产生而产生的，其需要法律的保护。自国家产生以后，任何财产权利最终都要表现为法权，即为一种重要的法权表现形式。十七八世纪，占思想主导地位的自然法学派认为：个人是一切法律制度的出发点，理性是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自由意志是理性的内涵，平等是上帝的安排，享受权祈求幸福是人生最终的目的［2］。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就是这种私人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思想的强力证明。而后，历史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兴起。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法学派开始取代分析法学派，对所有权有了新的认识。社会法学思潮对民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对私人所有权的绝对性进行限制。社会所有权思想是德国著名的学者耶林在《法律的目的》一书中提出的。所有权行使之目的，不独应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应为社会的利益，因此，现今应以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3］。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同时有益于公共利益。 所有权界定的标准 （一）所有权确认规则 谁能自愿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把资源所有权确认给谁。这是所有权确认的第一步，即所有权界定、确认市场机制、所有权初始界定。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所有权的初始界定对效率是没有意义的；而如果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法律对所有权的界定就具有了效率评判的意义。科斯定理已成为了所有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二）所有权保护规则 所有权界定的保护规则，保护的是法律所赋予的排他性，即保护所有权所有。保护规则下细分为三个规则：第一，财产规则。法律把所有权界定给一个主体，其他人如果要得到该所有权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只有当代价达到了该所有权人的预期，才可能得到所有权。这反映了法律对私人事务的最小干预，赋予双方主观的、私人的价格。第二，责任规则。法律不仅仅规定所有权归谁所有，还规定了摧毁这个所有权的价格。当一个主体可以支付这个价格时，他便获得了摧毁这种所有权的权利。这种价格是客观的、公共的价格。每个人买卖产品时是不会表达内在的真实想法的，都希冀获得更多的好处，这正是责任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其实，我们从财产规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