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近思录》回顾与相关的“中国意义”.docVIP

朱熹《近思录》回顾与相关的“中国意义” 　　[摘 要]作为朱熹为理学入门者编辑的基本教本，《近思录》集中体现着宋代理学基本价值取向和政治思想风格。在总结宋朝前期政治改革失败的经验基础上，理学家们提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对人的教化，即“内圣”优先于“外王”的理路，先“内圣”而后“外王”的治理思路，其中特别强调君主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作用，以此来复兴宋朝的国力；重视对往圣先贤的学习和模仿。理学家们持有比较狭隘的眼界和观念，对“理”对治理的作用极端自信，过分强调政治教化，从而忽视高效的军事体制和对外关系对国家生活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近思录》；政治教化；内圣；自信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9-0014-05 　　在思想史专业人士乃至普通的中国历史思考者那里，宋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总体风貌和内在特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因为这一历史时期在中国的历史上显得特殊、复杂和丰富，以至于不能简单地将之用任何简单的范畴概括。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教发展的一个繁荣时期，文教的繁荣是宋代政治思想的一大背景：自宋太宗朝开始至宋灭亡，提升士大夫地位、待遇并增加其政治活动空间的诸多制度安排持久而有效地运行，理学家群体的政治思想的基本问题语境逐渐形成。 　　“南渡”以后，维持现状的官僚集团和力图复兴并重建三代秩序的理学家集团之间的斗争持久而激烈，南宋政治和思想的活动正是以此为背景而展开。[1]在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领域与官僚集团激烈斗争的过程中，理学家政治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思想理路也愈加明显，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固定下来。如果不从总体上把握宋代理学家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理路，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宋代理学家们的政治思想。 　　在宋代的理学大家中间，最能体现理学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内在理路的是朱熹，更为具体地说体现在他和吕祖谦在淳熙二年（1175年）精选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的论学文字和语录，为初学者提供一个关于理学的基本教本――《近思录》之中。这本书基于理学家所谓由“内圣”而“外王”的路向，高度浓缩地概览了朱熹之前理学的主要观点和论说方式，由于此书主要由朱熹所编辑，也深刻地体现了朱熹的政治思想风格和特点，从而明确地展示了宋代理学思想家们道德价值取向和政治思想理路，其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理论具有重要影响。 　　朱熹于庆元六年（1200年）去世，他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从《近思录》之后一直没有改变。以朱熹去世时间为界标，往前考察宋代理学家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思想理路，往后回顾他身后导致宋朝灭亡的政治历史，是考察《近思录》及其意义的一个恰当方式。 　　一、《近思录》的治道根本和理学政治主题 　　在《近思录》中集中体现的朱熹的国家治道的根本是什么呢？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恰如钱穆先生所说：“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2]他特别重视对君主、大臣乃至民众道德和价值教育的政治作用，在《近思录》中集中地展示了心性对于政治的极端重要意义。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是理学在南宋开始迅速流行和发展的时代；宋代理学家们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政治理想、共同的政治进取态度和类似的政治主张的思想和政治共同体。 　　朱熹确认治国的根本要旨在于对人心的教化，即所谓由“内圣之学”而“外王之学”的思路，如果按照圣人要求的标准使民众内心的修养达到其理学家的标准，则属于外王领域的所谓天下治理活动就可以自然而然取得良好的结果。仅仅通过强制力量去压制民众不仅费力而且效果不佳。因为人的行动并不是完全由理性决定的，特别是在群体活动的情况下，其思维和行动都更多的是由于非理性的因素推动，因而与暴力压制相比，通过对人心的教化，即建构良好的社会的价值秩序路向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为强调教化在相较于外在制度约束在治理活动中的不同效果，在《近思录》中关于内圣和外王关系的问题，理学家提出了一个“?k豕之牙”的比喻：“物有总摄，事有机会，圣人操得其要，则视亿兆之心犹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则戢，故不劳而治，其用若“?k豕之牙”也。豕，刚躁之物，若强制其牙，则用力劳而不能止；若?k去其势，则牙虽存，而刚躁自止。”[3] 　　《近思录》认为，治理天下的人应该主要采用“教化”而不是“刑杀”的方式治理民众：“君子法?k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故不假刑法严峻，而恶自止也。且如止盗，民有欲心，见利则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虽赏之，不窃矣。”[3] 　　由于政治处理的是社会的